第二，尽管有人担忧民办教育存在过度逐利的倾向，但无可否认的是，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发布以来的民办教育，其公益性在不断增强而不是在减弱。这个逻辑并不复杂：2002年以来，民办学校在校生人数从1100万增长到5600万，受益者大幅增加，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同期公办教育的质量是提升的，那就意味着同期民办教育的质量得到了更大的提升，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2002年以来，在公办学校在校生减少2000万的同时，民办学校在校生能够增加2000万以上的事实。所以，民办教育的公益性在持续增加是一个不应被否认的客观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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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之三：民办教育到底有没有创新？

杨东平

一个重要事实是，民办教育并没有出现我们期望的教育多样化和创新性，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在升学率竞争的单一轨道上与公立学校竞争。

曾有一位民办学校校长讲过，他说应试教育最激烈的学校，都是当年的转制学校，是上世纪90年代末从公办学校“转制”过来，它的前身是公办学校，也就是我们说的“假民办”。民办学校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假民办”造成的。这造成了民办教育的“边缘行走”状态，不可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发展。

我认为这个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么多年来民办教育的发展，基本是企业家办学、资本家办学，没有走上教育家办学的道路。为什么民办教育发展到今天，只有企业家才能够办学呢？因为政府把民办学校的门槛设得非常高，诸如建设规模、土地面积、学生人数等，包括幼儿园的标准，要求都非常之高。即便后来放宽了条件，北京“小规模园”的标准，也要有一两百人的规模。所以以今天的政策，无论孔子还是陶行知都是办不了学的。

在丹麦，举办学校、幼儿园是公民的权利，任何一个家长都可以举办幼儿园，它的普惠性幼儿园是以家庭和社区为依托的，而不是以大企业和资本。只要招满18个学生，持续办学一年以上，就可以合法化，申请成为正式的幼儿园，获得政府提供的占办学成本70%以上的财政支持。它的办学权是开放的。尽管这与中国的现实还非常遥远，但可以看到不同的制度设计的理念。

吴华

关于“所有的民办学校都在升学率竞争的单一轨道上与公立学校竞争”。事实并非如此。具体而言，占民办学校总数约90%的民办园并没有与公办园开展升学竞争；中职没有与公办中职开展升学竞争；高校没有与公办高校开展升学竞争，就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初中、高中），虽然近两万所民办学校被升学竞争裹挟，但至少1000所左右的国际化学校中的大多数并没有与公办学校开展升学竞争。

当然，不与公办学校开展升学竞争并不意味着就是创新。

在已经过去的40年中，民办教育对教育创新最大的贡献是推动实现了办学权从政府独占到政府与社会共享，使中国教育重新回到人类教育发展的正常轨道，从而为中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补上了一块缺失了30年的制度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创新，杨东平老师大力提倡的小规模学校、多样化办学、教育家办学等教育变革都不可能发生。

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基础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没有呈现出人们期待的充满创新活力的办学局面，这不能指责他们忘记了初心和使命。在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的好转之前，希冀民办教育在教育创新方面有什么突破难免有些强人所难。

▲图源：网络

【大佬共鸣】

杨东平

今天，我们需要在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待民办教育。重要的是面向大多数人、大多数家庭、大多数社区的民办学校。

我们要看到在农村有大量面向留守儿童的民办学校，在珠三角地区，有大量主要招收流动儿童的民办学校。它们通常在我们的视野外，我们讨论的主要是资本家举办的学校。我们看不见的民办学校还包括哪些呢？还有正在北京、成都、深圳、大理等地出现的城市边缘的创新型小规模学校，是由一些中产家长和海归举办的，许多还没有办学资质，往往也有几十个学生；但中国的教育创新主要出现在这类学校。

根本解决民办学校的制度困境，必须有面向未来的制度设计。应当在学习化社会的框架下，逐渐淡化学校的所有制性质，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应该在“非营利组织”的框架中加以规范。否则，有的问题说不通。

例如：为什么一些公办学校可以在全国各地举办分校、贴牌收费，具有很强的营利性？另外，按照一视同仁、共同发展的概念，为什么公办学校又不能具有与民办学校同样的办学自主权？难道办学自主权是由经费属性而不是学校发展的逻辑和教育规律所决定的？

我们看到国外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事实：主要通过改革公办学校办学体制，实行教育家办学，解决公办学校平庸化的问题，增加教育的选择性、多样性；而不是让公办、私立学校互相竞争，或者成为一场化公为私的改革。

就促进教育的多样化、高品质而言，改革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是与发展民办教育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路径。我们需要超越狭义的“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概念，建立“大民办教育”的概念，其实质是还权于民，开放各种社会力量办学，包括教育家、家长和社区的自主办学，使教育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这也正是学习化社会的应有之意。

▲图源：视觉中国

吴华

我想谈一谈“内卷”与“焦虑”。

一般而言，有不确定性才有焦虑：或者你想得到一个东西但不一定能得到，于是产生第一类焦虑——渴望型焦虑；或者你想躲避一种伤害但不一定躲得过，于是产生第二类焦虑——恐惧型焦虑。有了这个分析框架，我们对焦虑产生的源泉和减轻焦虑的办法就有了全新的理解。

教育中的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内卷，在高考制度中产生的主要是第一类焦虑，即人们想上好学校，但不一定能上；在中考制度中产生的主要是第二类焦虑，即人们不想去差学校，但不一定躲得过。中考制度引发的焦虑与高考制度引发的焦虑相比，焦虑的主导类型在以下两个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不区分这些差异，所制定的政策只能是隔靴搔痒，事倍功半。

综合来看：第一，焦虑的主导类型不同，高考主要是第一类焦虑，而中考主要是第二类焦虑；第二，焦虑的强度不同，心理学实验和我们的经验对此都有明确的结论：第二类焦虑的强度要远超过第一类焦虑。

进一步分析，高考中的焦虑在人群中的分布呈现多峰形态，有人担心去不了985、211、双一流，但有人只担心去不了本科，还有人担心连专科也上不了；中考中的焦虑在人群中的分布则呈现典型的单峰形态：由于50%的人要去中职，按分数的正态分布推算，学生分数在平均分上下一个标准差的范围内都有可能上不了普高而要去中职，即至少有68%的家长（学生）因此产生强烈的焦虑。

以上分析可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强制性的中考普、职分流制度才是教育焦虑和内卷的主要来源，这个政策不改变，任何别的措施对于减轻焦虑都是舍本逐末。因此，认为民办教育加剧了焦虑是没有依据的，即便打压教培机构，对减轻焦虑也不可能有什么作用，因为，不用教培机构去贩卖焦虑，焦虑本身就在那里。

用一句扎西拉姆·多多的诗就是 “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