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双减”一周年的暴风骤雨，各地教育部门陆续晒出“双减”成绩单，治理整顿违规教培取得阶段性成果。教培机构收缩，学校延时服务，教师提质增效，家长学生不断变化，然而，教培机构的老师们在这一年的动荡中何去何从？“风起拿高薪，潮落无人识”，当董宇辉们转型带货主播火爆出圈之时，那些教培行业的失业者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挣扎与抉择？

01 被迫回公立校考编，却把董宇辉当偶像

看到北京某中学的宣传广告称“原新东方高考辅导团队集体入职我校”时，90后北京姑娘王喆百感交集。一年之间时过境迁，昔日的同事如今已天各一方。当年，她工作的“海淀黄庄”有多辉煌，现在就有多落寞，高度发展的背后暗藏着无限危机。

正如“高途”陈向东回忆的那样，早在2019年，大量资本涌入在线教育，一时间，各家公司攻城略地，路牌、灯箱、电梯甚至春晚，教培广告无处不在，那时候，一切就已经不太对了。

王喆经历了”双减”失业后的躺平，如今作为一名“合同老师”，在海淀区一所公立学校任教。按照家里的安排，她将参加教师考编，日后就在这所学校安定下来。然而，作为被解散的原教培团队的“金牌教师”“数学女神“，王喆失业期间，眼睁睁看着一些老家外地的同事无奈结束了北漂，图稳定进了家乡的编制，有的去往职高、技校等职业教育；还有像她这种家里不太差钱的北京孩子“躺平”吃老本，享受短暂的财务自由。

相比裁员之后许多同行的焦头烂额，王喆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双减”后，她的精彩简历和青春靓丽的外貌很快就被几所收入较高的民办国际化学校所青睐。然而，那几所学校离家太远，不是在顺义就在昌平，每天通勤时间达到4个小时；她也不想像外地老师一样在学校附近租房或住集体宿舍，放弃去国际化学校是必然的。

如今，任教于海淀老牌公立学校的王喆在无数“泅水挣扎”的人眼里是已经“上岸”的幸运儿，虽然暂时没有编制，但平台靠谱，不用再为失业担忧。“这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却不是我想要的，甚至在倒退！”王喆无奈地说。

她回忆，当年，自己北师大刚毕业时就面临过三种选择。

大学毕业之初，王喆进入了一所公立初中，“钱少活多”是她的第一感受。同时任教几个班级，一个班几十孩子，批改作业和试卷工作量大，第二年，她便跳槽去了一所私立国际化学校。这所学校“钱多活多”，收入翻了两倍，但对学生的关爱、照顾、双语教学，课程创新，样样都“太费老师”。最后，她入职了海淀黄庄的知名教培机构，相对来说，这份工作时间自由，收入又翻了数番。潮牌运动鞋自由，大牌包包自由，高端护肤品自由，换新车，都在教培工作这些年得以实现。对她而言，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三种形态都经历过，但教培机构的工作节奏、收入性价比是她最认可的。

如今，王喆虽然暂时还未取得编制，但颇受孩子们的喜欢，相比公立学校的老师，她外形靓丽时尚，并且在教培机构练就了不俗的个人魅力。但一想到家里逼着她尽快考编，一生任教，王喆感到无限的“意难平”。一方面，她必须顺从，毕竟家里为了她的工作动用了大量人脉；另一方面，看到董宇辉们如今在直播间里金句频出，成了新晋网红，风生水起，她越发羡慕，甚至认为自己也可以。抖音、自媒体、短视频、带货、网红，每一个都对她充满诱惑。王喆苦笑道：“董宇辉现在成了我偶像。”

02 差点开补课班，却奋力回归宇宙尽头考编制

相比北京姑娘王喆的“意难平”，在南方三线城市的青年教师李舒早早地认定了家乡体制内将会是她最好的出路。大学一毕业，李舒就尝试考编，那是“双减”的前两年，她一边在公立学校代课积累经验，一边在校外辅导机构赚外快。像她这样课堂气氛好，能与学生相处融洽的代课老师在学校颇受欢迎。小城市公立校缺老师，编制少，学校一直以招募代课老师的形式作为师资的补充，但代课老师只能获得较低的基本工资，奖金福利等与他们无缘。

于是，去校外辅导机构补习成了大批代课老师的首选，他们没有体制的束缚，可以光明正大地补课赚钱。当时，李舒不仅在校外兼职，同时在学校放学后私下带学生，辅导作业。由于收入可观，甚至，她还酝酿过独自开辅导机构的创业想法。然而，一切在“双减”来临之时戛然而止。大量学科类培训机构被“劝退”，专职“教培”老师纷纷失业。“补课赚外快”在“双减”前，学校和社会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减”后，补课行为被从严治理，开始转战“地下”。

“双减”风暴中，收入骤减。在听说民校工资较高的情况下，李舒试着投了几份简历，最终被当地一家老牌私立学校录用了。

而“双减”带来的教改潮，不仅使李舒这样刚进入这一领域的教师无所适从，许多老教师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课后一小时的辅导中，孩子们通常会在学校完成作业，但许多家长依旧习惯了“家庭作业”这一概念，给孩子加码。

李舒发现，家长们分成几派。第一是“躺平派”，老师不布置，就让孩子玩；第二是“内卷派”，尽管学校没有硬性要求，还是为孩子准备各种作业。而这其中，是让孩子有的放矢地补充练习，还是盲目地“瞎卷”？这其实特别考验家长的辨别能力。

在李舒所任教的一、二年级，政策规定不能布置任何的书写作业。在此之前，老师们都可以在网上找题复印，或自己出题，家长抄题；现在，“让孩子口头回答以下问题”已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一、二年级正是打基础和养成习惯的时候，不可能放任孩子什么都不做。”李舒说。

由于有过公办校的经验，李舒在私立学校的教学上显得十分从容，也颇受领导和同事认可。然而，“心累”也是她的日常。

“双减”之下，教师和学生的任务反而加重。私立学校更要拿成绩说话，于是，题海战术、口头交代作业层出不穷，不能进行纸质化测试，学校就偷偷摸摸考试。相比于公办校的扎实教研，李舒认为自己所在的民校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放在学生的作业优化上，做不到让孩子点对点地、有意识地高效学习，反而陷入更严重和盲目的内卷。

除了对学校教学模式的不认可，李舒还提到了学校的管理问题。“随叫随到”、“呼来喝去”、对老师时间的剥夺、校园环境管理的严苛以及在家长的“甲方心态”下，学校对老师的“缺乏保护”，都让李舒感到焦虑。失眠，脱发在这一年里一直如影随形，困扰着她。

另外，由于“民转公”的风潮，这家教育集团已经接连关停好几所分校，工资减少，许多教师选择离开，流动率大、压力大，一时间，人心惶惶。许多老师认为随着民办学校数量减少，自己迟早还是要回到体制内，不如早做打算。

李舒认为，在北上广深或省会城市，民办校可以成为名校，教研水平、学生质量都相对有保障，但小城市，终究还是公办为王。

任教仅一年，李舒选择了离开。回忆起在公办校当代课老师的时光，她决定回到体制内。于是开始考编之路，“兜兜转转，我还是想回到宇宙尽头——体制内。”

03 “隐形富豪”跌入工薪阶层，是心态不好还是机会太少？

“双减”之前，教培行业因其待遇优厚、福利诱人吸引了大量年轻教师和应届毕业生。从传统线下培训班到疫情助推之下的线上教育，教培行业走在一条由“内卷”和“焦虑”来提供动力的快车道上。高激励、多劳多得、渴望新生力量，在教培业风头正盛之际，许多优秀教师都在书写着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神话。

“双减”之后，专职教培的老师们经历了裁员、失业与转行的困境。澎湃新闻一篇《对不起，教培行业出来的，我们不要》的文章中展现了“双减”之初，行业转型的阵痛和无序繁荣终结后，教培人无限落寞的背影。

在网络平台上，不断有失业的教培人分享自己另谋出路的经历，有的已经“上岸”公务员、事业编、公办教师；有的进入民办学校，或做起一对一家教；有的彻底转行不再从事教学；还有的至今没有找到稳定的职业路径，濒临“溺水”……

转型为何如此艰难？从教培人自身看来，原先工资多、时间灵活，特别是毕业生起薪高，但转行之后，很多人难以接受待遇相对普通的工作。此外，尽管许多机构老师想转往与原来工作性质较为接近的民办学校，仍面临重重困境。

顶思人才招聘总监看来，从HR招聘角度，首先，教培的目的是追求短期效果，重点在出分，而非学生的全面发展，思路的开阔性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不够。以一些国际学校为例，他们依然青睐在学校有过教学经验的老师，或是在视野和思维模式上更加国际化的海归教师，教培老师即使入校，也可能需要从助教做起，去全面地了解学生和学习教学理论、教学方法等相关知识。

其次，教培一直以来面向的都是广大寻求补课资源的家长，在供需关系上处于较为强势的地位，虽有续课率的要求，需要靠教学实力说话，但总体上还是比较欠缺服务意识，如果跨行到民办学校等乙方角色，心理上需要及时调整。

实际上，“双减”后，由于普职“五五分流”的阴影笼罩，筛选机制不变，补课依然存在，只是变得更加隐蔽。一部分教培失业者持续潜伏，命运更加扑朔迷离。在各地教育部门公布的整治违规教培的“双减成绩单”里，地下补课被查处的案例频繁被各家媒体报道。

结语

自“双减”大幕拉开，在一系列教改政策的“组合拳”下，许多地区的教培机构已经“团灭”。一个行业的倒塌，背后是庞大的人群陷入“人生转向”的迷茫与抉择。在高考指挥棒下，分数仍是王道，专注“出分”的教培机构正艰难转型，教育公平任重道远。但如若能够坚守助力孩子发展的教育初心，教培人依然拥有无限生命力，依然可以在“育人”、“育心”的条条大路上继续发光发热。

作者 | 敖竹梅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