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中心PDQ
 
领科教育上海校区在2015年就获得资质，成为全国第一家被授权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中心（Cambridg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entre，以下简称PDQ）的学校。意味着领科老师不出校门，就能接受到CAIE（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原CIE）的教学指导和培训。
 
教师参加剑桥国际教师职业发展认证课程可取得全球认可的剑桥PDQ学位证书。剑桥PDQ文凭课程由三个学习与考评模块构成：指导式学习，独立学习与协作式学习，实践教学。教师必须完成当前模块后才能开始下一个模块。
 
PDQ要求相当高，也需要老师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领科对老师没有硬性要求，而是自愿报名。不过梁兴安提到，老师基本都认识到PDQ的重要性，自愿报名的积极性非常高。
 
截至到目前，领科已经有20多位通过第一个阶段的认证。而且最让梁兴安感到自豪之处，领科老师参加PDQ之后的考评成绩，26人中的22名拿到优秀，这在全球出了名。全球平均的参训人员只有20%拿到优秀的成绩。 剑桥国际考评部，每年都会把领科上海，作为成功案例在全球范围内宣讲。
 
第五种，教师团队的整体学习
 
据梁兴安介绍，该培训形式为每两周举行一次专题研讨会，所有老师以小组为单位参加，以跨学科的形式，针对教学法进行深度学习讨论和分享。
 
比如，刚刚结束的一次研讨会，是关于哈佛大学的making learning visible。轮到发言的小组通过presentation的形式，分享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去实施可视化教学？达到了什么效果？学生有什么反馈？等等。
 
通过不同学科老师跨学科组队的形式参与研讨会，形成了一种“比赛”氛围。虽然学校是硬性要求所有老师都必须参加，但梁兴安感觉到，当学校创造了一种超强的专业学习社群氛围后，老师们的主动积极性依然高涨。
 
“老师们会想，我得好好准备发言，不然给小组拉了后腿”

 
第六种，大量的听课培训
 
这是领科教师专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教研活动安排，它分为被动听课和主动听课。
 
所谓被动听课，会跟教师考核挂钩，就是指学校教研主任、主管校长对老师听课安排；所谓主动听课，是指两个老师一个学期内结为对子，互相听课。这个不纳入考核，但依然会有一些基本要求，比如听课老师听完课之后，还是要出一份听课报告。
 
在主动听课环节，领科鼓励跨学科老师之间相互听课，比如数学老师与历史老师结对，历史老师不需要指导数学课上的具体知识，而是从数学老师的教学方法、学生互动及课程展现等方面，去给到老师提升建议。
 
第七种，国际上最顶尖的教师资格培训课程
 
梁兴安介绍，国际上最顶尖的教师资格认证分别是PGCE和DELTA。要求非常高，老师要撰写研究论文，并且大量的时间是在做调研工作，如在课堂上以学生为研究对象，做实验收集教学数据，相当于写一篇硕士论文。老师需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才有可能通过这项资格认证。
 
注：PGCE（PGCertEd）全称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in Education，是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通用的研究生同等学历教师培训课程，通常为时1-2年。拿到这个证书后，才能继续去考教师资格QTS，QTS是目前主流英国公私立中小学教师的准入资格。


英语语言教师文凭Delta，全称为Diploma in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是剑桥英语考评部教师培训产品之一，也是全世界最知名、最受欢迎的对外英语教学资格证书之一。
 
领科只有少部分外教会参加这项培训，现有五位外教正在参与。梁兴安给到外籍教师的支持，不仅是研究平台，还有一旦通过认证，就会给到奖励。
 
梁兴安总结道，以上所有的培训和教师发展支持方式都不是割裂的，它是一个完整的培训系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另外，梁兴安特别提到，在领科设置了专管教师培训和发展的副校长，在这个副校长之下有项目经理，分别统筹不同的教师专业培训项目。
 
如此强大的教师职业发展和培训体系，梁兴安多次自豪表达，学校老师的离职率远低于同行学校，不到10%。并且，教师团队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水平都达到了业界领先水平。
 
不过有趣的现象是，外教比中教更加稳定，中教中层往往会成为业界新校的创校领袖人物，这也是领科被外界称为“黄埔军校”的原因之一。
 
 
办学最大的教师难题有解决方案后，梁兴安在招生端和课程设计上面，也花了不少心思。
 
在招生端，一改领科之前单一的考评方式，会加大面试权重。
 
在课程设计端，为学生开出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拿到的IB授权，就是为学生提供在A Level和IGCSE之外的选择。相比A Level,IB课程对学生的素养要求更加综合，这也符合领科转型的初心。
 
另外，在A Level和IGCSE课程，开设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习阶段的三十三门课程供同学们多样化选择，除了英语系、数学系、物理系、经济系、生化系等实力雄厚学系，还开出了A Level体育课，这是上海首创。其开设的戏剧和媒体课在别的同类学校也不多见，学生不但可以把它们作为选修课，也可以参加CAIE考试。
 
 
特别值得一提是，梁兴安为了鼓励孩子多运动，组建了“Ulink”跑团，每天下午放学后亲自带头领跑。还发起跑步挑战赛，鼓励男生和女生在两个月内分别挑战200公里与150公里。
 
老师和学生，都在转型。当我们回到前文，问道既然转型困难重重，领科又已经拥有现在领头羊地位，为何一定要“转型”？
 
对于这个问题，梁兴安认为，这是势在必行。
 
其一，外部环境，升学标准在发生变化。比如，美国顶尖名校这些年一直在调整筛选标准，在综合测评中降低学术考试成绩的比重，却特别强化一个学生的个人报告，来体现一个人的思维和素养。英国也是如此，学术素养只是基础，教授在面试时，他抛出的问题，主要考察的是候选人解答问题的过程中，是如何用理论和方法来支持自己的结论。
 
欧美学校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预估一个学生进入大学后，能够成为他们学校想要培养的那种人的可能性。无实力无法表现优秀，仅有考试成绩不能决定是否被录取。
 
其二，中国教育氛围也在改变。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是以灌输式学习为主导，以应试为方向，变革的起点，相对国外来说要滞后一些。不过好在，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看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改革。
 
“客观上我们必须承认，并不是只有领科需要做这样的转型，而是我们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就要迈过这个坎，大时代在变化，基于未来的教育，必定是如此。”
 
虽然领科遇见不少极端仍在原地单一追求成绩的家长，但同时也感受到一批“新新家长”，对孩子所期待的，跟领科转型后的战略构想非常吻合。

 
 
这一切外部环境，都在促使着领科所有人，上至校长、主管，下至一线老师，去思考这些变化给一所学校带来的危机。这个危机大一点，是社会责任，学校需要不停反思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往小一点看，就是关乎学校的命运，如何维持生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