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化学习、信息爆炸、全球疫情、舆论导向……我们永远不知道明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身处这样一个变化多端的VUCA时代，我们的教育能否让孩子为未知的明天做好准备？创新学校实践的教育革新，足够武装好孩子们吗?






年初以来，国际化学校因为疫情面临的难题只增不减：不断变化更新的疫情防控政策、越来越严格的签证分发、许多外教无法按时返工、线上教学难以完全取代线下教育……

这段时间，业内相关者们提到最多的一点就是：要有预见性，要未雨绸缪，要积极反应。因为我们正处于“乌卡”时代。

什么是“乌卡”？“乌卡”即VUCA，代表了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

虽然VUCA的概念在近10年前就在商业领域被运用，但是，在教育领域，VUCA似乎一直缺乏热度。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我们早已进入了VUCA时代。

在4月22日的汇客厅，顶思特别邀请了三位嘉宾：蓝湾未来领导力学校校长石国鹏、北京一土学校小学部校长郭小月、建华教育提雅学园副校长王强，共同探讨“在VUCA时代，创新学校如何突围”这一话题。




Q&A

T=TopSchools

石=蓝湾未来领导力学校校长石国鹏

郭=北京一土学校小学部校长郭小月

王=建华教育提雅学园副校长王强




T：疫情之下，创新学校在师资方面，如何化险为夷？

郭：和绝大多数的学校相比，一土的规模是很小的。师资方面，借用一句流行语——“全中国的老师都变成网络主播了”。非常有趣的是，我觉得如果老师们能够积极面对这种情况，就能从危机里找到转机。

相比线下教学，现在的线上联系反而让我们更亲密。因为大家会针对一些突发的问题进行实质的讨论。而且线上课程是完全开放的，等于节节都是公开课，对老师来说，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所以，我很欣喜线上教育让老师们形成了学习共同体，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团队的凝聚力。


王：建华教育源起于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实现了完整的K-12的全学段办学。我们历来都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比如整个建华硕博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接近75%。

而我们提雅学园Theia Academy作为建华在国际创新教育方面的重要项目，100%硕士以上学历，近一半是博士，也有近一半的师资具有海外背景。与此同时，团队非常年轻，几乎都是85后。

从教育工作者的视角来讲，在疫情之下，教育教学被迫转到线上，我们应当进一步整合资源，更好地做好线下和线上的结合。

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很好解决。学校是重度的线下互动场景，老师也习惯了每天面对面讨论问题。可能平时我和同事或者学生一个眼神，就能明白他的想法。但是换到线上之后，就会有很多的不适应，所以这地方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这种线上线下的整合其实在创新教育中很常见了。我们的教师相对年轻，背景丰富，比较灵活。提雅学园也在线上授课上做了一些探索，希望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石：我觉得对创新学校来说，机遇多于挑战。

我们学校的时间表和传统公立学校不一样，原本计划2月1号开学，老师们1月30号就要回到学校。但是因为国内疫情爆发，学校要求外教2月22号前回到中国。这期间他们一边上网课，一边准备回中国。到2月22号，我们的外教基本都回来了，避开了3月1号以后回不来的困境。

现在学校95%以上的老师已经就位，4月13号中学部已开学，4月20号小学部也开学了。


T：招生方面学校遇到了什么困难吗？

郭：我想招生也是大家的共同的难题。很多工作好像只能够在线上去预备去开展，但是因此，我们也产生了很多线上谈话，或者说跟家长互动的经历。我看各校现在也都在做各种线上互动来扩大招生方面的影响力，也希望能够尽快跟认同我们理念的家长相遇。

石：就招生方面来说，我们暂时取消了所有的线下招生活动。这次疫情让所有人都开始重视公共卫生与个人健康。学校所在的海南，环境有一些优势，有阳光、海风、绿树，这些对孩子们的身心非常有益。



疫情带来的冲击肯定是深远的。但它背后的机遇，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握住。

王：这次疫情对很多人观念上的影响会比较持续，受影响最大的是对信息最敏感的人，可能就是现在30-40岁这个群体。他们未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创新学校的目标家长，成为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他们怎么去思考教育，我觉得对未来的办学会有很多影响。

因为疫情，家长可能会意识到孩子的素养、能力更加重要，而不像过去更关注分数。而这正是创新学校倡导的，因此我是乐观的。

同时，我已经能够从一些家长的反馈里感觉到，他们开始担心是否还要送孩子们出国。他们会思考，为什么要送孩子出国？到底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还是说真的希望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可以真正收获什么？



T：那么家长方面，在这次疫情中具体有怎样的态度变化呢？

王：就像刚才谈到的，很多家长被迫做了助教，我想他们可能从来没有过这么长一段时间可以完整地陪伴孩子。

陪伴其实是最好的一种教育，所以家长会观察到，比如说孩子的学习习惯在家和在学校，有束缚和没有束缚，表现是不一样的。

他们可能也会跟孩子讨论，停课的这段时间，孩子对学校最大的留恋是什么。包括他们可能还会考虑，未来该怎么选择学校。家长可能会更在意学校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能跟自身家庭的教育观念匹配。




在现在的VUCA时代，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多的家长刷新自己的教育观念，重新考虑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的关系。

对创新学校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反而可能会对新东西有更多期待。创新学校因为相对来说包袱可能少一点，应对这些变化有一些先天优势。




T：疫情期间，课程方面经历了哪些变化？

石：课程是永远需要打磨，不断调试的，要适应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需求和培养目标。

我们有一门课叫“领导力与企业家精神”。这门课原本也要做很多的研究性学习、批判性思维等训练，而这次的疫情让我们意识到，病毒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因为它涉及到几乎人类社会的所有层面。我自己是个历史老师，我开篇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讲了人类与病毒共生的历史。



这次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重创，有人说全球化要终结了，但我不赞同。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全球化还在进展中，只是遇到了一点小挫折。短期来看，未来的3年、5年、10年、20年，可能全球化受到了重挫，但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期间成长起来了。




我觉得，课程体系本身是一个载体，它需要传递我们的教学理念——我们最终要把孩子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课程体系是服务于这个目标的。

郭：老师也是在线上教育的过程中，发现了课堂翻转的很多可能性。老师花了大量的时间为孩子设计各种学习任务和目标，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探究，并用不同的方式、包括录制学习理解视频、撰写思维导图，还有各种各样的作品，来去呈现学习的成果与收获，最后呈现在网络课堂上。

我觉得我们整个学习状态还是比较好的。可能低年级面临的挑战比较大，但是中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在自学能力和自主管理上，都有相当大的提升。


T：这次的疫情对未来的课程规划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郭：我觉得现在的世界中，信息是爆棚的。在疫情之初，我们的老师就在考虑一个课题——如何能够得到有效的信息。

我们现在经常说朋友圈是撕裂的，人与人之间思考的差异很大。但我觉得这些对峙其实是启发孩子们去想，“怎样得到有效的信息？”“哪些途径能够更有确凿的证据？”“怎么去证明？”



我们在老师研讨的时候，最强调课程要有连接感。完全没有连接的话，学生和老师完全是平行线，这些内容完全对他们无效。现在说的“连接”不是一个物理概念，而是一个真实的多维度的概念。

面对无常的环境，孩子最需要的是抗挫力、抗干扰能力、自律、负责任的选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培养的目标。我们最终想让孩子获得的是一个稳定的心智模型和思维框架。


T：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思维模式。那么，学校怎么设计课程，让孩子掌握这些思考能力和工具？

石：在过去几年里，线上资源和碎片化学习已经蔚然成风。如何识别碎片化信息背后的真相，也是我们在反思教育跟科技结合的很重要的一个点。

我对碎片化的学习一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当你掌握的真相只是部分真相的时候，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以我们要从课程设计的角度去培养孩子把握真相的意识，并且我们也在实践中做了一些尝试。



正式开学之前，我们开设了10周的网课，每天都有“领导力与企业家精神”这门课。其中大概有4周的主题和“事实与观点”有关。孩子们尝试辨析事实与观点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就开始趋近于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

我的学生家长很惊喜地给我分享了一个小故事。上完这几周的课后，家人用晚餐时围绕着某个菜到底辣不辣进行讨论，孩子脱口而出，“这是一个观点，不是事实。”这是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家长感觉到，孩子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回到课程设计上来，我觉得critical thinking本身包含两个方面的东西。

一是一种意识，我要不要用critical thinking去思考。坦白说，人有选择愚蠢的自由。但如果你要想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里不被骗，少被骗，那么critical thinking就是个必要的东西。

二是能不能。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其中很多信息都是假的。那么如何收集信息，以及在分析信息的过程中如何具备逻辑思维、理性思维、科学精神，这都需要训练。

比如语文课，中文一直受到诟病，就是有太多美文，但是不讲“理”。其实中文是讲“理”的，我需要我的中文老师也能够培养孩子这个能力。

前两天我和语文老师探讨《周处除三害》，周处斩杀猛虎、孽蛟，最后他自己也改邪归正。这个故事里，语文老师跟孩子们探讨的时候，就阐发出对乌合之众群体力量的思考。

所有科目，包括艺术课，对批判性思维的要求实际上是一致的。在设计课程的时候，要把核心理念贯彻到所有学科，贯彻到多学科的互动里去。

王：我是这么理解的，一方面，如果教师不具有批判性思维素养，就很难培养学生的批判型思维。另一方面，其实杜威先生很早就提出来过，在做中学。我们给孩子更多任务也好，锻炼也好，让他们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产生深度思考，培养他们的素养。


难的可能还是教师端，因为教师会决定教育的过程如何生成、如何去设计。我们团队的做法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核心素养模型，其中包含批判性思维素养。

然后，我们团队会一起讨论批判性思维素养的定义，如何去分解，也会对应到学生的行为表现。

要培养孩子的素养，就得去创设条件，所以很重要的就是给孩子们设计好表现性的任务。这样的素养点我们有十几个，批判性思维是其中的一个。在整个过程中，我们根据孩子的反应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课程，我们现在做到了2.0版本，和1.0比起来，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化。

在课程体系角度，提雅学园的课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模块，叫做“底层核心学习”，批判性思维的系统教学就在其中。比如说批判性思维，如果学生在小学和初中没有受过完整的方法论指导，就很难建立起完整的概念。所以我们除了在课程中融合批判性思维，还单独设计而来批判性思维课程。也是希望用系统的方式给孩子更好的帮助。


T：在基础教育阶段，价值观教育也非常重要。这些看起来比较虚的东西，如何设置评价机制？

王：我觉得可能得从两个角度来考虑。

第一，我非常认同未来的孩子应该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但是疫情之后，其实中国在国际层面面临了更多的挑战：别的国家怎么看我们？我们如何在世界上扮演一个新角色？这些是我认为在培养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底层价值。

第二，我觉得教育创新的理想是影响更多的国内教育。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中国根基模块以学院为单位，每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为期一周的“中国行走”，每一位学院成员都能够触及到最真实、最“文化”、最“阿中”的祖国，用心去聆听、体察、感受当下中国之状态；能够在最好的年纪，养成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对文化传统的热爱。

但这些素养，至少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不太好给它评级。所以，我们采取的一种方法就是check list，从多个角度，比如10个或者20个点去定义素养。然后，通过孩子整个时期的行为表现，会去判断他体现了其中的哪些点。相当于做“有无”的一个确认，而不是做等级性的确认。

提雅学园现在做的各种尝试，在验证有效后，也希望能更多地提供给更多学校和老师。

郭：我说说小学的品格教育。

所谓的素养评价，我们只有“有”和“没有”，没有“高低”。我们也特别的强调，不去对立，很多东西没有好与坏或者对与错。我们小的时候太多的所谓对错、善恶、美丑、新旧，我们有一个模式化的思维，这些是我们希望打破的，所以我们学校非常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情感。




另外一点，一土的教育，乃至课程的设计与落地，都是围绕我们的核心素养（认知自我、追求美好、沟通协作、学会学习和敢想敢做）来进行的，而每个维度下，又拆解出好多可评价和指标。最终，一土希望能培养出内心充盈的乐天行动者，理性创新的高效学习者。

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都是不一样的，只要这些孩子在自己的成长状态中，都能体现出这些核心素养，最终，成长为最好的自己。




T：刚才提到小学低年级段的线上课程效果不是很好，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我觉得主要的问题是小学低年级段的学生，因为年龄限制，自主学习能力还偏低。

而当课堂脱离了学校的物理环境，没有老师在身边手把手的支持，就势必需要家长一起参与完成，包括下载一些学习资料、帮助孩子完成一些挑战性的任务，或是参与老师有意设计的需要亲子互动才能完成的活动，这些对一些家长来说就会显得有些“过载”。

对于高年级段的孩子，我们收到的来自家长的反馈要好很多，事实上，很多家长通过线上学习，发现孩子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都在不断增强。


T：是不是可以从技术方面来改善这种情况，比如说对小朋友更友好的线上平台？

郭：我觉得现在的技术已经相当友好了。主要还是成人要理解孩子，陪伴孩子。

现在老师投放的任务，孩子能够产出的东西其实是超出我们预期的。但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支持者，学习支持者原来主要是老师，现在更多是家人。

我们和家长开了各种沟通会，有的家长表示，教育应该是学校的事。我一直觉得，教育应该是家校共同的责任，在教育过程中，其实家庭教育还是蛮关键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增加教师一对一辅导的时间，帮助孩子去解决一些个性化的问题，同时，尽最大努力，让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联结依旧在线上能够得到很好的延续。


T：在未来，学校的师资配备会有怎样的发展？

石：对于师资的未来发展，我觉得应该是挑战和机遇并存。

我们创校到现在两年半，利用全球互动和网络资源上课是常态。目前，我们上了10周的网课，还比较适应。如果国外的疫情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我们已经签好的下一年入职的新外教可能就进不来了，这就逼我们要去想办法。

未来的机遇要求我们，必须在高新技术的基础之上，建立全球师资的公共平台。也就是说，可能将来很大一部分老师，就分散在世界各地了。


T：基于技术的这样全球教师公共平台听起来很有意思。蓝湾未来领导力学校现在设计和开展到哪一步了，能分享一下吗？

石：“环球课堂”一开始就是我们学校的既定方针。我们为学生提供多样的海外学习机会，幼儿园的孩子可以在学校本部和海外接受“双母语沉浸项目”；6年级学生和9年级学生可以在海外基地留学；其他年级的学生则通过不同的短期项目探索外部世界。

参加“环球课堂”项目的学生能够在合作院校共享他们的图书馆、教学设施等资源。学校的外派教师团队将担任班主任、学科教师及项目研究导师。




我们学校地处海南，不像北京、上海的学校那么有号召力，要想把全球最顶尖的人才吸引过来，光靠风景和环境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最合理的，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线上线下结合。

师资这部分，从创校开始，我们就打造了三支教师队伍：

一支是线下的，就是校园里的所有老师，中外教都有；

另外一支是学长顾问团，由我以前的学生组成，他们都从世界顶级大学毕业了5至10年，成为各行各业比较拔尖的人才，他们可以给学生带来广阔的全球视野；

还有一支是精英导师团，成员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顶级企业家。他们的任务是给孩子做讲座，有些活动可以带着孩子们一起做。

举个例子，我以前一位学生家长是社科院的研究员，她在贫困地区呆了18年，一直做田野调查。她和孩子们分享了这18年来的一手数据。这类导师，不论是情感，还是学术，都可以把孩子往最高层次引领。

所以，环球课堂已经成为未来领导力学校的重要发展规划。我们也会在未来尽快形成一个更完善的结构。


T：这种教师团队的模式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吗？

郭：我特别认同。这次的疫情把传统的教学模式翻转掉了，打破了我们原来被学校和教室墙壁禁锢的思维，所以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首先是全球教师人才的整合。我们学校也是这样的，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的姐妹校，还有曾经有联系的学校，大家就开始给我们录课。不是说谁设计的，而是很自然地就发生了。

近来，因为疫情，大量的全球教育资源都免费了，无形之中，也让老师有了更多的跨越国境、文化的资源的支持，和大量的围绕同样的教育课题的广泛的讨论和联结。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趋势。

但同时，我也确信学校的线下部分是不能被取代的。作为校长，我很欣慰地看到一土的老师们都在不遗余力地设计对孩子友好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课程，而且从落地到效果上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但我们同时也更深地意识到，线下的学习和连接是非常重要的，教育不能缺失真实的丰富多才的学校生活、和真实的人际交往。而在这些真实场景下的联结和学习，是线上教学永远都不能取代的部分。


T：整个团队在一起，最让您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王：一年多前，有个台湾的教授和我们聊天，然后他说，“我打赌你们这个事情办不好，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三个以上的博士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好，你们光在一起打架了，哪有时间去落地。”

确实，我们团队中有很多老师都是博士，我觉得这件事有利有弊。好的方面来讲，我们会对问题做最深度的思考，希望找到最好的解决方法；不好的方面来讲，大家都有各自的观点，很多精力会花在讨论上。

不过，重要的是我们团队的文化是真实，所以即使大家有分歧，最终还是会为了共同的目标找到办法。




T：刚才一直在谈创新和实践，这个过程中间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挑战，甚至诱惑。那我们怎么坚守？

王：我觉得创新的本质是回归。杜威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我的教育信条》。里面提到了5个问题：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校；什么是教材；方法性质；学校与社会进步。如果这5个问题我们有答案，我觉得自然就会有坚守了。

郭：我觉得做教育最重要的就是面对自己。如果我们希望孩子成为终身学习者，希望孩子能够面对无常的未来，那我们现在自己的状态就非常重要。

其实每一个教育人都要面对自己对不确定性的惧怕，要能够接受这种状态，让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

石：坚守是个好词，但不管坚守什么，我认为第一要点是你得知道初心是什么。也就是说，不管外界有多么大的压力，你不能自己乱了阵脚。

所以，价值观、教育的终极理想这些东西，都要想清楚，否则就不要做。要不然不但害己，还害人。

另外，老师也是普通人，不要把教育者神圣化。孔夫子说过一句话挺有意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主张，路行不通了，就坐木排到海上漂流去。这个思路行不通了，就换一个方法。

有人祈祷说，上帝啊，请让我能够改变我所能改变的一切，让我能够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一切，让我能够有智慧去辨别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认为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们最后能实现三个和解。

第一是与自然和解，不要战天斗地，要回归到“我是自然的一部分”。

第二是与他人和解，也就是与世界和解。我们是多元的，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可以以自己的信仰去“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孩子们能够与自己和解。教育的目的是要能够接受机器成为自己生长环境的一部分。

如果，能做到这三个和解，那将是很强大的。他当不当领导，都有领导力。希望所有的教育人都能够把这个目标时刻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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