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MEDIA 
顶思传播
东方卫视主播:媒介素养应尽快成为“网络原住民”的必修课!
来源: | 作者:玉关虎竹 | 发布时间: 2021-01-22 | 1193 次浏览 | 分享到:
如果说体育、美育尚能为大众理解,那么“媒介素养教育”俨然是个陌生词汇了。

为什么说“网络原住民”们亟需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应往哪些方向努力?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了东方卫视资深媒体人于飞。

文、编 | 玉关虎竹


▲于飞,东方卫视新闻主播。主播、主持的栏目有:《东方夜新闻》、《东方新闻》、《双城记》《环球周刊》,2013年1月1日起出任东方卫视全球第一档横跨今明的电视新闻节目《子午线》主播。


当听到有家长问“媒介素养是做PPT么”,于飞有些哭笑不得,这也让他更加确信:媒介素养教育真的不能等下去了。

截至2020年,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惊人的数字——很多孩子6到10岁便开始触网,且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

这些孩子是真正的“网络原住民”,一出生就徜徉在数字化海洋里。可既然是海洋,就会有暗流暗礁、风暴风浪,我们的孩子做好准备应对崭新的未来了么?

刚刚及格

很遗憾,情况并不乐观。

2020年中国传媒智库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得分不高,平均得分为3.54分(满分5分),网络素养水平也就是及格线朝上。这个得分相比前几年又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不升反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社会的整体媒体环境似乎也有下滑趋势:

君不见,谣言在朋友圈“三人成虎”地大肆传递;“键盘侠”兴风作浪,“喷”遍每个角落;网络暴力、“社会性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不少贴吧、知乎的老朋友也纷纷感慨,“世风日下”,互联网环境不复往昔了……

问题出在哪里?

谁误解了媒介素养?
很多人会隐隐然预设一个假定:生长在数字时代的孩子们适应起互联网应该是“如鱼得水”,不该有什么大的问题。不少家长也疑惑,孩子手机玩得比他们还顺溜,还有啥好教的?有这时间学点更“有用”的不好么?

好的,我们已经来到了关于媒介素养第一个误区,那就是将之视为一种功能性的社会技能。

单纯以工具主义的视角,孩子们使用智能设备的确有着先天性的优势。然而,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学习计算机技术,这是对媒介素养彻头彻尾的误解。若只是关乎“术”的层面,那多盖点机房和电脑专修学院岂不是“万事大吉”了?


▲媒介素养=计算机技术?

关于媒介素养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它仅仅是新闻传播学院和媒体业界探讨的话题,跟普通大众关系不大。

这同样是一种误解:

诚然,媒体人被称为“信息守门员”,而新闻专业主义也始终是学术界探讨的重要课题。可是在传统媒体权威日益消减、自媒体消息鱼龙混杂、现实与虚拟难解难分的当下,媒介素养显然不该只是记者工作守则中才能读到的内容。

大家常说这年头不会用计算机的已经算是文盲,那么在数字化时代,缺失媒介素养就等同于“聋子”“瞎子”。



这些误解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对媒介素养的漠视:

2017年,育桂文化在上海成立,与几十家学校和教育机构展开合作推广媒介素养教育。于飞作为资深媒体人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可一开始的推广极其艰难:连教育界的很多老师和领导对数字时代媒介素养的认知都很有限,所以沟通的过程变得十分艰辛。很多学校是在跟育桂文化合作了一两年后,才认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

误解厘清,概念未明,到底什么是媒介素养呢?

在于飞看来,“媒介素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往大了说,就是和数字时代健康地共生共长”。至于具体的定义,可以参考下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提出的六种能力: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这六种能力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在“暗流汹涌”的数字化空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信息的守门员。


▲数字化时代,做信息的守门员
比赛中放弃守门,结果最坏也就是无缘冠军;数字时代放弃“守门”,我们将迎接的会是“垮掉的一代”。忽略和误解的后果,是互联网的野蛮生长。随着数字化成长起来的,还有键盘侠、人肉搜索、网络暴力、喷子、谣言满天飞……

数字潘多拉

每个礼拜,于飞和团队会精心录制一期“新闻课堂”,引导孩子们武装头脑、警惕“敌人”。


▲于飞《新闻课堂》

哪有“敌人”?“敌人”是谁?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去年10月份,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了《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里面关于短视频的调查让于飞也连叹“太夸张了”:

截至2020年6月,中国人每天使用短视频类软件的时长已达110分钟,领先微信、QQ等即时通讯软件(101分钟每天)。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全民刷刷刷”的时代。

其实每个人都很清楚,短视频成瘾消磨掉了太多时间。这些APP的魔力巨大到,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自觉地点开,手指好像都不听自己指挥了。

这个例子,一般人会认为短视频就是“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定意志、控制住自己,再也不刷抖音了!

真没那么简单。

这样想问题,其实还是雾里看花罢了。正如于飞所说:“互联网产品设计的一个机理便是,让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快感。”欲破“敌”,须先对其有深刻的了解。

批判性思维不是空中楼阁,它的基础一定是由深厚的理论支撑。

于飞的新闻课堂是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那节课我反复听了很多遍,不夸张地说,放到任何一个新闻学院里给大学生看也够格。

为了给孩子们打牢媒介素养基础,于飞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讲师董晨宇。我们看看他怎么讲:

瞧,劝说自己停下“颤抖的手”,实质上是和心理学对抗。小小一个短视频软件,凝聚的是最尖端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如果你对互联网产品背后的机制不了解,就只能被它们牵着鼻子走。

不是说娱乐有错——这么讲是走另一种极端,但我们比较忧虑的问题是,在碎片化媒介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将来还能组织起完整、深度的思考么?在快感和刺激中浸溺的孩子,还能够拥有社会责任意识、关心社会重大议题么?

于飞在课堂里还着重提到了“算法”,普通人对此可能更没什么概念了。但是,数字化时代的孩子必须了解它,否则就很容易被“困”住。

算法很厉害,能够随时随地端给我们最喜欢的“菜”。不过久而久之,它也会使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局限、观点越来越单一,只能听得进自己感冒的话,只接收让自己“爽”的讯息。人们活在一个个“信息茧房”,被各种情绪牵动着,不再关心事实本身。这难道还不够可怕么?

数字化时代,其实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

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

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行,刻不容缓。

在2020年的最后一节课上,于飞语重心长地给同学们介绍了开设新闻课堂的用心。总结下来有两点:

一、以批判性的精神看待媒介环境,在数字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在“娱乐至死”的大环境中,仍然保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批判精神的基础,正如前文所说,是对某件事物足够的了解。如果能够让小朋友很早就明白信息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背后的一套完整流程是怎么样的,他们就不会盲从于权威抑或被情绪裹挟。

一个新闻事件,媒体只会告诉你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发生了什么。如果说新闻是陈述事实,那么于飞的新闻课堂所做的就是解构新闻本身。

美国媒介素养中心界定了5个关键性的问题:

1.谁制作了这个讯息?

2.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使用了哪些创造性的技巧?

3.与我相比,其他人在理解这个讯息上可能有些什么差异?

4.在这个讯息中表达了什么价值、生活方式和观点?

5.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讯息?

基于这样的逻辑,于飞与育桂文化合作,推动媒体进入校园。例如,成立校内“电视台”,学校老师、专业老师、学生三方联动,电视台台长、副台长、记者、实习生一应俱全。




从选题、采访、录制到播出,孩子们亲身参与到媒体内容的制作中来。在做校园媒体的过程中,孩子们不可避免地会思考上述5个关键问题,当媒介不再显得权威和神秘,批判性思考就有了自由成长的空间。

媒介素养与创新

于飞有一个观点特别打动我,他说媒介素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是数字时代创新型人才的基础。

媒介素养与创新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我们的孩子很有些割裂,文科是文科,理科是理科。如果他们连学科之间都不能很好地进行关联,又怎么做数字时代的创新性人才呢?”

所谓数字空间,是由一个又一个节点构成的虚拟宇宙,单一思维或是单一技能都已经不堪用了。

未来的人才必然要拥有广阔的视野,学会把各个节点关联起来。具体到媒介素养,信息的检索、批判性择取及整合能力必不可少。


▲创新是节点的连接

获得广阔的视野,新闻是绝佳通道。于飞在课堂上和孩子们畅聊海内海外、古代现代,他欣喜地发现,很多孩子听完课后被点燃了兴趣。

例如,一个六年级的孩子最近十分关心起“正当防卫”来,还孩子在关注中澳关系、数字时代隐私、个人权利和算法……他们自发地查找了大量相关案例,考试、做题不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开始切实地关心社会问题。

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是: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只要稍加引导,便能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于飞经常会给孩子们布置一些思考题,很多时候,孩子们的回答都很让人惊叹。比如有个问题是“你觉得外卖小哥的生活是否被困在系统里了吗?”很多孩子能够从科技、人文、企业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思维缜密,逻辑清晰。不禁让人感叹:一切都还来得及!

独立之意识,批判之精神,创新之能力——这样的孩子不正是我们期待的未来么?

其修远兮

于飞表示,这样的节目他还会继续坚持做下去——专业媒体人开设的新闻课堂若能大规模推广,对于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光引入外部资源是远远不够的。

首先,在互联网“野蛮生长”的大背景下,国家的顶层设计是否也应该跟上?举个简单的例子,媒介产品的分级制度是否应该提上日程了?

其次,互联网公司本质上还是资本的逐利者,在社会公益问题上“应付”大过用心。于飞呼吁,成瘾机制能不能放过孩子们?

最后,我国的家庭媒介素养教育仍于“我是谁,我在哪?”的状态。家长要么是粗暴地禁止孩子触网,要么是对于孩子沉迷网络无可奈何。于飞说了句让我感触颇深的话:“现在我们特别强调家庭教育,提倡家长多陪伴孩子,但这仅仅是就现实世界来说——我们是不是也该强调一下虚拟世界的陪伴?”

我们需要做的,还太多太多。

结语

媒介素养教育其实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背景,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和社会严重脱钩——而媒介研究本该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

很高兴看到于飞的尝试,这是传媒界的一小步,今后却会成为整个社会媒介素养提升的一大步。而在此基础上,唯有政府、企业、学校、家庭通力协作,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才能尽快地步入正轨。

千言万语,还是于飞老师那句话:

做数字化时代的主人,而不是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