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北京冬奥会可以说是一批精英运动员的秀场。滑雪天才少女古爱凌、冰球门将周嘉鹰……他们基本都拥有“名校学霸+高级运动爱好+家世不凡”的配置，这也引发大家对“精英教育”的热议。不少人疑惑，精英是如何被批量生产的？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劳伦·A·里韦拉曾以美国社会为视角对此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研究，最终将研究成果写入他的著作《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中，揭示了“精英生产”背后的秘密……

文 | Zoey

编 | 天悦

在哈佛大学2008年毕业典礼上，校长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发表致辞说，“（我刚当校长时）你们问我的第一件事不是课程、指导、教员联系方式，也不是关于学生空间，甚至无关于饮酒政策。相反，你们不停地问我：‘为什么我们中有这么多人去了华尔街？为什么哈佛有那么多人去了金融机构、咨询公司、投资银行？’……在进入职场的学生中，58%的男生和43%的女生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正如德鲁校长所说，2008年，大约有一半哈佛毕业生选择进入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工作。金融危机后，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到了2014年，仍有31%的毕业生选择了这类工作。在哈佛法学院，超过90%的学生会应聘大型律所的工作，一般80%以上的人能进入这些公司。

为什么名校生蜂拥至这些公司？

这个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当然也包括《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这本书的作者——劳伦·A·里韦拉（Lauren A. Rivera）。

劳伦是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副教授，一直专注于研究顶级专业服务公司（以下简称“EPS”，主要包括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公司）的招聘与晋升工作。其中有十年的时间，她把自己的关注重点聚焦于顶级名校生和EPS公司的关联上。

劳伦本人也属于名校生，她在耶鲁大学获得了社会学本科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因此这也为她同顶尖名校毕业生们对谈打开了大门。在与EPS公司的招聘团队、管理者及顶级名校毕业生的访谈后，劳伦发现——顶级名校生前往顶级公司这一现象的背后还潜藏着诸多社会问题。

01高薪的诱惑

毋庸置疑，薪水是极大的诱惑。五位数和六位数的差别在许多学生的头脑中有天壤之别。对一些人而言，金钱是衡量个人成功的标志，至少是“成功的部分含义”，本身也是工作的首要目的。

但对其他人而言，看重钱是迫不得己，原因是大学的本科学费暴涨。

劳伦提到，2014年，许多顶级大学每年的花费需要将近6万美元。虽然很多学校会向学生提供丰富的经济资助，但不是每个有需求的学生都有资格获得。

不久前，《纽约时报》在《16所顶尖学校被起诉非法操控助学金》的文章报道中也对此进行了印证。如今，哈佛等顶级名校的入读费用已经增长至7-8万美元/年。高昂的花费导致学生不得不背上沉重的债务。通常情况下，学生必须在毕业后几个月内就开始还贷款。如果能获得EPS公司的工作，那么只要干上几年，对他们减轻债务就有很大的帮助。

而EPS公司能提供的薪水和其他工作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劳伦给出的2015年的数据是，其他工作的经济回报年薪约4万美元，而EPS工作的年薪则达16万美元或更多。一位法学院的学生在接受劳伦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不是我粗俗，但钱显然很重要……如果薪水一样，我更愿意为政府工作……但我现在负担不起……我打算先（在律师）干两年，还完贷款，然后做点别的事情……”

当然，顶尖学生们选择去这些公司，除了录取通知书上多出的几个0，还有这些薪水的文化意义，比如它代表着光鲜奢华的城市生活。毕业生们认为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需要在美国阶层结构的上层和中层之间做出选择，而许多人想要确保在前者中占有一席之地。

02招聘正在取悦特权阶层

是谁让名校生们进入了这些公司？招聘官发挥着主导作用。

劳伦了解到，评审人通常把简历快速分类，在每份简历上花费的时间从10秒到4分钟不等。评审人会参照评估指标，比如学校声望，课外活动，成绩，前工作声望，经历的一致性，职业发展，多样性等。

有趣的是，相比于成绩，课外活动显得更重要。评审人认为，在课堂以外参加各种活动能证明一个人有出色的社交技能，相反，不参加活动意味着一个人社交能力不足。一位咨询师称，那些课外经历不丰富，或主要参加学术活动和职业相关活动的人会让人觉得“无聊”，是“傀儡”“书虫”“呆子”，如果进了公司有可能成为“工作机器”。

另一位咨询师在受访时就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态度的本质：“我们喜欢在哈佛、耶鲁这样的学校面试，但工程系那些学分绩点4.0的人，你知道的，没什么朋友，戴着厚厚的眼镜，整天对着课本，那种人在我们这儿没有机会……我经常说，我的公司就像是‘聪明人的兄弟会’。”

特别要指出的是，“课外活动”也分高下。招聘评审人更喜欢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的活动。比如，同是运动员，他们更偏爱曾经取得全国冠军或奥运冠军的运动员，而不是只打校内比赛的学生；喜欢乐器，是跟随世界知名的乐团进行全球巡演，还是只参加学校的室内乐队；爱好登山，是登顶了珠穆朗玛峰或乞力马扎罗山，还是休闲地徒步登山。很明显，前者学生更容易脱颖而出。

评审人们相信，培养这些爱好所需的投入强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人的内驱力，以及“成就”“成功”导向的性格。

关于成绩，很多的评审人表示尤其是在顶尖核心校，对成绩的要求更多是建议性的，而非严格的“一刀切”，而且在许多学校并没有统一采用，也不强制实行。由于评审人在很大程度上把就读名校看作对学生智力水平的衡量，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来说，是否在班级里名列前茅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一位曾经的律师招聘经理就表示，“我从没听说在哈佛有最低学分绩点的要求。”

另外，大学校队运动员享受的成绩折扣，尤其优厚。对于参加校运动队的本科生，公司的成绩要求通常从3.5降低到3.0。当然，对于非顶尖学校的学生，他们就需要是班里的佼佼者才有可能入选。

除了看简历以外，在面试中“看人”才是关键。在招聘者眼中，个人叙事尤为重要。评审者倾向于那些选择工作是因为内心的驱动、热爱、价值观，而不是受某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需要赚钱、取悦父母等。

但是研究表明，基于个人的热爱或自我实现的愿望选择工作或学校，是有经济特权的人看待生活选择的方式。能够在选择时不受约束地把外部因素和实际考量排在靠后位置，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种奢侈。强调个人选择、自由和独特性的叙事风格是一种更符合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世界观。

劳伦还特别犀利地指出，认为一个人能直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典型的美国式建构世界的方式，这会使那些来自不太强调个人主义的国家或文化的求职者（无论其社会经济背景如何）处于劣势。

在面试中，“衡量光鲜”是另一个要点。面试官们一致认同，在面试中光鲜很重要，但许多评审人一开始也说不清楚光鲜包括什么内容，随着劳伦的深入研究，这一品质的组成要素逐渐明晰起来。“光鲜”包括在让面试官感到放松的同时，自己看起来也很放松，能够跟上谈话的节奏、遵守轮流发言的规则，同时控制谈话的走向；在此过程中表现出兴奋，同时把兴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让自己看起来有信心，又不致太自负。

显然，做到“光鲜”很不容易。社会学家西莫斯·可汗（Shamus Khan）在研究寄宿学校圣保罗中学时提出，在谈话中，尤其是双方地位不对等时，既让自己看起来放松又让别人感到放松的能力是当前经济精英的一个文化标志。

当顶级公司招聘者们用喜欢的符号——知名学府的文凭、高地位的课外活动、光鲜的互动风格、以及关于热情、自立、自我实现的个人叙事等进行招聘时，它其实指向的是特权阶层。而那些无特权经济背景的学生或许无缘美国收入最高的入门级工作。如此一来，更加剧了美国社会分层体系的日益固化，向上流动变得困难。

03精英教育到底在提供什么？

如今，顶尖学校和顶尖雇主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的选拔程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世纪以来，顶尖学校逐渐转变了自己的录取标准，越来越重视学生的课外兴趣、全面发展程度、个人品质、个人故事。顶级公司紧随其后，有意将大学录取的逻辑和标准引入招聘实践，并以之为最佳做法。

然而，当我们把学生走进学校再走出学校这个过程连贯起来看，我们可能会陷入迷思：高等精英教育到底在提供什么？

在校期间，顶尖学校的行政体系不断亲自或以书面形式向学生重复“最优秀、最聪明”的咒语。学生不停得被告知自己是被选中的，是世界未来的领袖，是历史的推动者、塑造者，是他们这一代的意义创造者。当他们穿过学校精心修剪的草坪，在世界知名学者发表演讲的大讲堂、历史上知名的音乐厅和餐厅间漫步时，许多人渐渐内化了这套咒语，开始相信他们属于最优秀的人，自己的精英地位理所应得。

当学生走向顶级公司时，学校也很乐意为他们搭上一座桥梁。由于毕业生在EPS公司的收入几乎比在其他任何公司都多，这对增加校友捐助大有裨益。另外，毕业生的起薪在计算学校质量时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对于学校的排名有着直接影响。劳伦指出，每年出现在U.S. News上的那些大学排名，已经成为衡量学校质量的重要指标。排名会影响学生的申请率、招聘方雇佣毕业生的意愿，也会影响校友的士气、捐赠与影响力。

毕业时，学生们开始追求顶级公司的工作，往往是因为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最明显最容易获得的工作。普林斯顿校刊上有一篇文章直接把华尔街的工作称为“阻力最小的路”和“默认选项”。

一位工商管理硕士候选人曾说，他自己在入校之前从未听说过咨询公司或投资银行。而现在，他只申请咨询公司。因为，他认为，当你面前出现一条阻力很小的路时，很容易就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咨询是条很好的路，因为它会给你很多很多钱，而且它的名声很好……这看起来很有分量。”

“人们会决定去那儿……因为他们不知道除此以外自己想干什么，或者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热情。如果有人一直找你、劝你，你很容易就会投降。”这位候选人补充说道。而类似的想法在劳伦与精英学生的访谈中多次出现。

结语

从顶级名校到顶级公司，一圈套着一圈，学生看似是局内人，但又好像是局外人。正如书名所说，“出身”就已经预示着日后的命运。

接下来，大家就在圈里不停地“内卷”，关于阶级流动性的讨论不可避免。

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劳伦的研究展现了美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另一面——“教育在美国正成为精英群体自我复制和再生产的路径”。如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所提醒的，这是否是中国应该避免的，以及中国需要如何避免这种局面，美国之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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