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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人才“迁徙潮”凶猛:教师、中层、校长正在悄悄奔向哪里?
来源:顶思公众号 | 作者:Zoey | 发布时间: 2022-09-22 | 365 次浏览 | 分享到:

全球疫情、“双减”、“民促法”推进,国际教育风云变幻的时代,一场更加凶猛的国际学校教师迁徙大潮正在加剧——95后新生代教师打拼在一线大都市的国际学校,却时刻观望二线城市或新一线城市;80后国际学校中层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间不停跳槽、穿梭,升职加薪;而资深的学校高层,校长、学术校长、执行校长们更像职业经理人,漂流到三线城市甚至十八线小城,在国际教育的“洼地”创校、布局、指点江山。国际教育职场人才大迁徙的背后,他们经历了怎样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


01青年教师:北京、深圳、青岛、武汉,憧憬无处不在


“是工作都会让你不开心,但如果是编制内的工作,你干得不开心不能轻易离开,非常不自由。”林欣出生在辽宁某三线城市的公务员家庭,亲眼见过父母在体制内的各种糟心事,发现父母工作并不顺心。“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句话在她的内心显然不成立。


从世界TOP50名校硕士毕业回国后,心怀梦想“决心从事教育,为偏远地区赋能”的林欣在去年5月份加入北京某大型教育培训机构,成为一名管培生,为3-6线城市输送课程资源,结果板凳还没坐热乎,就赶上“双减”,整个事业部被一刀砍下。临近8月,林欣匆忙跳槽,经熟人推介,她了解到国际学校,依靠自身的学历优势和双语讲课能力,顺利入圈,去往深圳某名头很大的民办学校国际部。


没想到在深圳再次遭遇了滑铁卢。“国际部教职员工共50余人,我入职第一年,走了近25人。”管理混乱、生源堪忧……林欣萌生退意,开始把目光投向二线城市山东青岛。这里和老家辽宁有接近的气候和文化,也是国际教育发展的“新高地”。但在拿到青岛某知名民办校的offer后,她犹豫了。


青岛的国际教育未来到底能发展得怎么样?林欣心里没底,“大城市学校肯定比小城市学校更稳定,机会也多,留在深圳进可攻退可守。”在今年9月开学前,林欣去了深圳另一所更为满意的学校。“这里学生的学术成绩非常优秀,再补充国际化的素质教育。”这让一直学霸之路走上来的林欣找到了归属感。


无独有偶,95后武汉姑娘王静入圈国际教育之路同样波折。2019年,从香港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王静留在香港金融公司做跨境资产管理,服务内地中高净值客户。没料到,2020年疫情席卷香港,口罩短缺、民众抢菜……疫情导致内地客户无法来港,王静负责的业务几乎停滞。只身一人在港漂泊的王静突然感受到无力—— “香港不属于我,我不属于香港”。2020年9月签证到期后,她即刻收拾行李直接返回深圳隔离。


重新找工作时,王静意外得知金融公司客户的孩子们不少在国际学校就读,深圳也新建了很多港人子弟学校,另外国际学校普遍比较缺经济、商科类教师,王静看到了机会,并成功在某国际高中找到教职。一周6-8节课,工作轻松舒适,但过于安稳的日子反而让王静感受到职场危机。今年上半年,深圳疫情反反复复,线上授课成为常态,生活秩序被打乱,王静返乡武汉的情绪变得高涨。而在入局国际教育后,武汉似乎也成为王静的最优选项。


作为“中部第一城”,武汉的国际教育势头发展迅猛。顶思的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武汉新增4所国际化学校,总数将追平重庆,和成都、杭州等新一线城市也在缩小差距。王静赶在深圳开学前如意拿到武汉某国际高中的录用通知。较深圳,薪水打了9折,课时量翻了一番,课程难度增加,除了日常教学,还有社团导师等工作。但不用背井离乡,还能实现职业突破,王静心满意足。


类似这样回流家乡就业的国际教育人才不在少数。顶思人才部总监张杰介绍,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回乡就业,降薪降级求职已成为国际教育人才市场的新特征。


林欣坦言,身边的同事因家乡发展机会不多来到深圳发展,但同样考虑过两年再回到二线城市,“能留下是最好,但不强求,不愿意降低生活质量,去二线生活得也比较舒服。”


02骨干中层:在北上广深等教育“高地”穿梭,升职加薪


36岁重返职场,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降职降薪……张倩的职场逆行几乎是精准踩雷,但也因此顺利度过了“中年危机”。


“19年每周都有猎头给我打电话,但当我重返职场时,主动联系猎头,他们能提供的职位数量远远少于当初。”身处西北的张倩在国际教育圈工作近9年后,在2019年突然按下职场暂停键,回炉深造EMBA,2年后回归职场,明显觉得今时不同往日。在重新深造以前,张倩已经在陕西某知名公立国际部做到教学副校长的职位。期间,她经历了行业的发展曲线。“2019年以前,国际教育行业发展迅速,人才需求量大,自己在30岁出头就被推到了管理岗。”到接近35岁时,职业瓶颈出现了。还能不能继续向上发展是个未知数。于是,进修EMBA成了一个缓冲周期。


再就业时,张倩把目光瞄准一线城市。但从二线跳到一线,并不那么容易,人才济济之外,“已婚女性+高职位”的组合让求职要求变得更加苛刻。“面试时,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对方在诸如孩子、家庭等问题上反复盘问,一遍又一遍地确定更换城市会不会带来不稳定性。”张倩回忆起当时在深圳的面试经历。


如今,张倩已经顺利入职上海某知名国际学校,担任项目协调员,从教学管理岗到项目协调员,从二线城市到一线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着职位降级、薪水没有明显提升,但更大的平台让张倩迎来职业新发展。


张倩回顾自己早期在国际部和私立国际高中做管理岗位时,前期都是靠自己“悟”,然后照猫画虎,自己再看一些零散的管理类文章,再实践,再反思总结,都是碎片零星式的。因此,EMBA给了她系统的商管知识。“经营学校和运营公司很类似,主要就是三大板块——人力、财务和运营,职位越高,可能越需要对这些方面有框架性和高层次的思考。”过往的教育工作经验外加系统化的学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发挥运用,张倩认为可以在这里实现个人能力的精细化打磨。


相比年轻教师进退自如,中层教师还在攒着一股劲,在北上广深等国际教育主流城市间来回穿梭,不断突破。顶思人才总监张杰认为,和青年教师以城市为主要考量因素不同,中层管理人员的流动迁徙更关注学校能提供的平台。


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于简起点很高,一毕业就在北京某顶级新创国际学校任职,成为创校团队最年轻的成员之一。教学、运营、管理......于简用4年的时间吸收了学校方方面面的经验。接下来,是不是可以有新的突破?


2018年,于简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终于回到了从小生长的上海,加入某大型教育集团,协助总裁管理成员学校,期间参与指导了华东区多所新创校的建设。但集团的公司化运作和单体校的校园气息还是有差距,经过一年的尝试,于简想清楚了:自己更适合学术道路。


于是,她再次折返北京,回到“老东家”。2020年后,疫情肆虐,“北漂”6年的于简归乡的思绪越发浓重,“还是想离家近一点”。2021年,苏州一所知名品牌新创校抛来橄榄枝,于简获得了学部管理岗的职位,实现了职业的跃升。


对于于简来说,这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苏州毗邻上海,又是长三角地区国际教育的新高地。而对于新创校来说,如何做出口碑,是她作为学部校长要重点发力的地方。早年在北京积累的创校经验,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不仅针对常规教师,对于学校特殊职能的岗位来说,“平台效应”尤其明显。资深升学指导裴蓝桥在2010年扎入“升学指导”的蓝海,已经先后辗转于北京多所知名公立国际部,后离开北京前往深圳,加入某知名国际化学校。


在她看来,和学校中常规的学科教师不同,升学指导在不同学校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功能非常不一样。有的学校,升学指导可能只是帮助学生申请留学的最后一道关卡,在话语权上较弱,在学校里处于边缘位置。而在有的学校里,学校围绕出国这个目标,把升学指导提到了新高度,将其和学校其他各职能部门强有力地联系起来,统筹安排升学和教学。另外,升学指导在不同学校的岗位结构设置和规模上不一样,比如从初级升学指导到升学指导主任,中间的岗位划分不一样;根据学生规模,升学指导团队可能3-5人,也可能是10人以上。


裴蓝桥认为,升学指导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近年升学指导从业人数有大规模增长,但该职业的行业标准和体系还不完善,“升学指导是帮助学生匹配适合的学校和专业,而不是唯‘藤校’‘名校’论,在这一点的认知上,业内还未达成共识。”所以裴蓝桥更倾向于锁定国际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一线城市,并在其中挑选和自己的理念相匹配的学校。而伴随着学校发展,当学校的升学成果达到顶峰,无法再突破时,升学指导可能会开启下一段学校旅程。


03高层人才:从“高地”漂流到“洼地”拓荒指点新江山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办学蓬勃发展,最早一批的从业者如今也成为了许多民办国际化学校的实际掌舵人。这群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伴随着时代剧变,已经成长为高管、校长、学术校长。如今的他们却没有停下脚步,依旧在大潮中迁徙。


2003年,37岁的林辉辞去江苏某三线城市副科级公务员的工作,拖着行李箱从安徽老家只身来到北京。高楼林立,人头窜动,当时的他“两眼一抹黑” 。年轻时是教师出身的他发现,那时一批中外合作办学的国际化学校在北京开办,各种新鲜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理念涌入首都,刺激了林辉的兴奋神经。


高中3个年级,每个年级2个重点班,林辉跨了6个班上课,终于累倒了,在医院住了一个月。林辉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和经验,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穿过北京城灯火通明的夜景,回到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和街边商贩、建筑工人、餐饮服务员合住……空间仄逼。当时每个月2000块钱工资,第一年过春节时,从北京回老家,路费也没攒够。


林辉在北京一所中外合办学校一待就是10年,这十年也是民办教育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几乎没有过职业倦怠”,林辉回忆。


之后,随着市场化刺激,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已经在中国主流城市布局扩张,林辉的职业晋升步伐也在加快,他跳槽的脚步经历了北京、上海、青岛、深圳等地知名国际学校,从普通教师、教研组长、教学主任到校长……林辉一路迁升顺畅,年薪突破了百万。


近几年,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国际教育存量和增量都在逐步减少时,三四线城市的国际化民办教育正在悄悄萌芽。其中山东临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临沂位于鲁东南,靠近黄海,其虽为革命老区,但也是现代化的物流城和商品城,民间有“南有义乌,北有临沂”之称。


今年,林辉受投资人邀请,来此处办学。“学校筹办第一年,换了6个校长,”林辉无奈地说,投资人想办高端的国际教育。林辉解释,山东是人口和文化大省,自古以来重视教育,但还是以国内升学为主,国际化教育还处于破荒状态。


林辉说,目前生源和师资的基础较薄弱,这是办学面临的现实挑战。怎么把学习习惯差的、甚至厌学的学生教好,这是考验办学者功底的时候。林辉认为,无论是国际教育还是国内教育,都要以人为本。生源越没有优势,越要彰显教育的温度。“把国际学校的个性化教育和升学指导植入进来,为学生增加更多的上升通道。”林辉希望能把过去国际教育的经验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创新,若能趟出一条新路,也是为赋能教育弱势区域提供经验和借鉴。


同样来到山东某二线城市办学的还有校长赵青,她目前在当地一所公立国际课程中心和私立高中担任校长。90年代初,赵青在东北某省会的公立学校当英语老师,因率先尝试灵活创新的教学法,打开一片天地,升为教务主任,后来主动放弃教师编制“下海”,先后前往上海和苏州等民办学校工作。因教学成果出色,受到当地一区公办学校的青睐,对方给了她非常不错的待遇。但公立教育的体制还是有诸多限制,比如当时的管理者们主张“和学生的时间死磕到底”,而赵青希望给孩子们自由呼吸和全面发展的空间。2008年,赵青再次放弃编制,踏入国际教育圈。“我扔掉了铁饭碗,可能捧的就是金饭碗。”赵青回忆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


在苏州国际教育圈深耕10年后,山东给她发来了办学邀请,赵青心中迟疑犹豫。家人鼓励说,“江浙这一带不缺你一个校长,就去那边帮忙吧,也许别人真的需要你。”当初以专家顾问的角色来到山东的赵青,已经在这里扎寨安营,迈入第四个忙碌的开学季。


结语


在疫情、政策、学校、家庭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下,国际教育从业者迁徙的步伐继续加快。老师们流动的因素各不相同,但都没有在艰难的时刻选择放弃——“既然一开始选择了教书育人,就一条道走下去吧!”“来来回回,还是更适合做教育”,这是老师们共同的回答。


*(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 Zo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