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许你会好奇,“国际化”的教育怎么会有“围墙”?
其实,社会的发展就是不断突破一个又一个隐形的束缚,持续拓宽人类可触及的边界。
文 | 李璞
编 | Chris_guo
好的教育能使人视野广阔,在未来世界四通八达。所以在当今时代,优质的教育就应当是国际化的。
虽然现在中国的留学生和海归随处可见,国际化教育项目遍地开花,但当大家还刻意提到“国际化”这三个字时,就说明相对中国教育的主流形态,它仍然是个小众的存在。这源于绝大多数人把国际化教育狭义地理解为“目标是离开中国,去海外接受教育”,对它充满不解和好奇,甚至贴上一些负面的标签,比如“逃避高考的捷径”“富二代的乐园”等。这样的信号,进一步说明教育的国际化还需要突破很多围墙,继续在自身的定位及模式、落实方法和执行路径、公众理念及社会价值传递等方面迅速突出重围。
清末民初,打破国门的“围墙”
在中国,最早的国际化教育源于清政府对翻译和外交人才的迫切需求,于是在1862年建立了同文馆,除了聘请外籍教师教授英、法、俄、德、日五国语言,还开设了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和医学等科目。1872年,中国第一批公派小留学生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后来多人进入哈佛、麻省理工等顶级名校。培养出詹天佑、唐绍仪、蔡绍基、吴仰曾等一系列耳熟能详,推动了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先驱。
这一外国课程加教师“请进来”,和中国学生“走出去”的壮举,让国际化教育的嫩芽,第一次在清政府闭关锁国100多年后的围墙上开出一条缝隙,让中国未来的崛起看到一抹曙光。根据当时记载统计,民国期间大约有10万留学生外出留洋,涌现了包括邓稼先,钱学森,胡适和梁思成等大量学贯中西的大家。
20世纪70年代,打破圈层的“围墙”
我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校,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各国驻华使馆工作人员和其他外籍在京人士子女的教育需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家庭有了对更优质、更国际化教育的需求,从1978年到2020年的42年间,前往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近600万人,也催生出国内上千个国际化学校。国际化教育不再是富人的专属,它打破了圈层的围墙,成为普通家庭也可以选择的教育方式。
同时,国际化的校园也不断扩展,打破的地域的围墙。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欧美学校开始设置海外校区,比如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耶鲁大学新加坡校区,甚至还有以诺德安达学校Nord Anglia,世界联合学院UWC和贝赛思学校Basis为代表的的中小学。国内也不乏这些海外学校校区的优秀代表。
同时中国很多教育集团开始获取海外学校品牌使用权及收购海外校区,截至目前,包括英国德威公学(Dulwich College)、惠灵顿公学(Wellington College)在内的在中国开设分校或者合作办学英美系学校品牌近50个。同时被中国资本出海收购的校区也有10余所,其中包括英国戴安娜王妃的母校瑞德沃斯豪尔学校Riddlesworth Hall School 和所拥有900年历史的私立学校赛特福德文法学校Thetford Grammar School。
所谓世界性的校区,不应该仅仅是指校区位置的国际化,更是教育教学理念和资源、教师及学生群体的全球化。在教师国际化程度方面,很多双语国际化学校的外教都能达到50%甚至以上。随着中国国力增强,“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抗击疫情以来中国向世界展示的实力,吸引了更多外国学人的关注。
2019年在华接受学历教育的外国留学生为184799人,规模增速连续多年保持在10%以上。这样的趋势,也正慢慢渗透至基础教育阶段。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希望子女更多了解中国文化和体系,更好地掌握中文,选择让孩子来中国读书,甚至进入民办双语学校和比较国际化的公立学校。这样跨地域、跨文化、跨体系的世界性校园,给学生提供了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与众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老师及同学思维碰撞的机会。
2000年,打破校园的“围墙”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校,都需要有明确的物理边界,隔绝纷繁的社会干扰,修筑好象牙塔,以保障学生心无旁骛地学习。但新时代的挑战,重新定义了学习的目的和形式。疫情之下,以最快速度和最低价格买到转机最少的回国机票,并安全从海外归来,就是留学生实力的证明。
原来只专注学习知识时代的“旁骛”也不再是“旁骛”,复杂环境中的观察及分析能力、逆境中的生存力及韧性、变数中的规划及应对能力,变得更加重要。如何赋予下一代这样的能力,是国际化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让青少年从纯粹的象牙塔围墙里走出来,看清并拥抱这个不完美的真实时代,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围墙的校园在国外一直都不新鲜。牛津、剑桥、哈佛、耶鲁的校园从来就没有围墙,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能更真实密切地融入到社区和产业之中。例如威斯敏斯特公学这样的英国私立中小学的校园,很多也是没有围墙的。
在基础教育阶段,中国国际化学校作为先进教育理念的试验田,也正在打破物理的围墙,使中学生不只接受理论知识传授,同时能获得有实战经验丰富的行业精英的指导,这才能让他们在进入大学之前,真正看清每个专业到底是什么,需要什么知识技能,未来职业如何发展,及课本知识如何在这个行业应用,为自己做正确的人生规划。
这点法国做得非常好,很多公立学校都会从初中开始,把职业教育作为必修课安排,每年都会举办各行各业专业人士参与的职业教育论坛,要求学生每年有一星期的职业体验实习。2020年英格兰学校和学院的职业教育报告中,也非常强调广泛的职业枢纽(Careers Hubs)和企业顾问(Enterprise Advisers)网络的支持,以及职业与企业公司(Careers & Enterprise Company)提供的服务对于中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重要性。当社区和产业更多融入学校的教学,也能为在校老师提供最新鲜的行业信息和实战经验,让教师不和社会及行业脱节,提升专业他们的综合能力和专业素养,以及他们对自己所教授学科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有更深更全的理解,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感。
大量的K-12一贯制国际化学校的兴起与招生政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促使各个学段之间打破围墙,增进相互了解和融通,更好地统筹了教育目标的一致性,让衔接过渡变得更加顺畅,避免大量时间浪费在升学考试和择校上,最大程度让学校回归教育本身。
同时,国际化高中和海外大学通过开展先修预备课、高频次交流互访、大学教授担任中学客座导师、高校水平的实验室和课题项目在中学落地、鼓励学生参加海外大学夏校及项目夏令营等方式,增进相互了解渗透,不但使中学生更好地为大学学习生活做准备,让中学的教育教学目标及课程设置更匹配大学的要求,也能扩充中学老师及校长的学术能力和专业视野,整体提升国际化中学的办学水平。
从2010年左右大学慕课(MOOC)开始,线上学习成为一股强大的变革力量,还出现了Minerva大学、美国的斯坦福在线高中等。2020年,疫情更加速推动了在线教育的普及和创新,国际化学校既是主动也是被动成为在线教育的引领者,不出校园坐拥全球资源。老师们开始做起了十八线小主播,颠覆性地改变传统课堂模式,逼迫常年求稳的教育行业,更加开放地寻求出路,整合技术和资源。
在Zoom、Microsoft teams、腾讯会议等在线协作工具的助力下,国际化学校把几十平方米的教室延展到整个世界,通过各种创意十足的解决方案,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让身处不同国家、地区的老师和学生们通过点击鼠标在同一个虚拟教室上课,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线上的通道也为教师交流、培训、管理和评估提供了高效率的新途径。这是疫情赋予我们的特殊馈赠,让我们汇聚在无围墙、无国界、无延时的教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