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浸润教育行业多年的思考者和实践者，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校长唐江澎在去年顶思举办的2020 RAISE亚洲国际学校大会上，分享了关于“学校一级课程体系建设与实施的方法思考”。

今年两会后，唐江澎又基于疫情场域下的灾难教育现状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思考，并就如何在灾难场域下进行整体框架规划和实施切实有效的灾难教育路径提出了方向性指导。

在就未来的课改方向上，唐江澎从政策空间与中国课程的有机衔接和中国学生未来的增值发展三个角度进行了深入阐释与探讨，并呼吁政府尽快出台公立学校购买优质课程的套餐式政府采购机制。

整理 | Kate

编 | Mina

*以下内容整理自唐江澎校长在2020 RAISE大会上的主题发言和疫情下的思考，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我们在谈论教育面临的易变性、不确定性、模糊性的同时，也应关注另外一方面，就是大体不变及明晰、确定的东西。只有把这些都厘清后，面对时代的复杂变化和模糊时，才能真正找到我们的路径和基本的应对对策。

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冲撞，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应该做出怎样的应对，从这种应对中，我们再来思考，任何一种教育当稳定性面对不确定时，应该作出怎样的专业应对。

任何教育内容都必须寻找基本载体，这就是课程。课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在由（2020）年初延续至今的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我们的学校课程究竟做出了哪些应对？

我先来和大家谈谈中国的课程结构。作为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设计专家组的核心成员，我参与设计了现行的课程方案。现在我们的国家课程实行三级课程架构，这种课程架构有助于让课程权力由集中走向分享，这是一种政策选择，而选择的背后也体现了国家课程的发展趋势。

在这样的课程结构中，国家课程占了较大比例，此前出台的2020版《高中课程方案》，已明确144个学分中，校本课程仅保留14个学分，而其他130学分是国家统一开发的课程，以保证我国在实现教育目标、基本面和课程方面的统一性与稳定性。同时，也给我们的学校预留出了足够的课程开发政策空间，以保证课程的自主性、灵活性和适切性。

在我接触了一些从事国际课程教育的业内人士后，发现对中国的高中课程体系缺乏相应了解。他们希望把整套课程体系放到中国高中来，开办国际课程，结果只能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办国际合作学校，学校开办的那天，其实就决定了学生出路只能是通向国外大学。

另一种是选择与公立学校共同开办国际课程班，就是把办国际学校改成办国际部。在很多中国学校都有这样的课程，现在也办得不错。

但即便我所在的无锡，人均GDP已达到27000美金，能承担高额国际教育学费的人数，大概也仅占学生总数的13%。这样的态势使得大量将来有志于在国内接受国际教育的孩子，与我们的国际课程无缘。

下面，我想分享一些我们的思考和尝试，也希望能让更多从事国际课程教育的人士关注和参与探讨这一话题，特别是那些计划或者尝试做双轨制、高考和出国双向选择学校的老师和管理者。

公立学校需要大量高品质的国际化优质课程，但必须先搞清楚三件事：

第一，必须有政策空间；

第二，必须考虑与中国课程有机衔接；

第三，必须考虑中国学生的增值发展。

从事国际课程开发的同仁们，必须了解一个概念——课位。每天从早上到下午哪个课时安排国际教育？没有课位，就没有教育机会。因为经典课程的定义就是课+程，课就是内容选择；程，就是时间与机会的安排。

今天普通高中需要面对高考，从早到晚，时间排得满满当当。谈创新教育，谈STEM和跨学科探究，必须有一个前提，在哪节课上做这件事？没有课位，无法实施。这就像开饭店的人不讲就餐时间和餐座，怎么开饭店？所以到公立学校销售课程，不应该是“套餐”，而应该是一个精致的“菜品”。

建议政府以采购方式

让更多孩子享受优质的免费国际课程

我在各种提案中呼吁，我国应尽快出台公立学校购买优质课程的政府采购机制。如果这样的机制能打通，今后就能出现优质课程的提供商，甚至是单品提供商，而不是套餐提供商。打个比喻：一个江苏学校售卖“川菜”体系，不能只卖一个“菜”品，我们应该让喜欢那个“菜”的孩子选那份“菜”。

比如我们引进了哈佛演讲课程，用政府采购的方式让所有孩子能免费享受优质国际课程。如何仔细核算课程成本，每节课政府大约需要给每位选课的孩子补贴200块钱，让很多贫寒家庭的子弟有了享受优质国际课程的机会，更有一些学生获得了海外高校的全额奖学金。另外，我们学校还设立了由德国教练授课的击剑课程。

我对我们的区领导说，早些年，学校申请经费是为了盖房子，后来是为了买设备，现在房子盖好了，设备有了，经费主要也是为了买课程。我们可以用课程投入来整体改变中国高中教育的品质。这方面市场很大，所有学校都有需求，但前提是政府每年能够拿出大量资金去购买这样的课程。

基于疫情场域的思考：

如何把握灾难带来的创设课程机会

面对新冠疫情这个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学校灾难教育的展开应着重于依托课程载体，将灾难教育课程方案纳入整体规划学校层面的课程框架中，在灾难场域下创造性展开各类专业教育活动。这场灾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生课程的重要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开发的课程，能够滋养人的精神。

过去20多年间，我国的课程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但遗憾的是在灾疫当下、学校教育对象需要长周期居家隔离的课程机会面前，很多学校未能及时响应和充分释放能量、彰显功效，灾难教育仅在经验层面零星展开，更成熟的教育课程还有待将来开发。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强化教育管理部门课程开发指导与监管的角色意识，建立及时满足现实需求的课程响应机制。

如果从课程专业观察，这种响应机制似乎并不完备，教育部门应对灾难危机的重点，主要是对开学时机的选择（停课和推迟开学），对既有教育进程的安排（“开学后利用周末补课”、暑假延期），都还只停留在行政管理层面；而体现在专业属性的业务指导方面，则集中于非正常在校教育情境下对教学手段的新要求(“线上教学”)，关注应用现代技术“怎么教”和“怎么学”的教学方式变化，缺少对“教什么”和“学什么”等课程内容的系统谋划。

由于我国教育体制中的课程机构与专业人员在课程开发职能方面受到国际课程开发程序严格、周期漫长和难以及时应答等现实特征的影响，要求他们迅速开发相应课程显然不切实际。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机构可以在灾难下的课程开发中缺席。对这些机构而言，不妨考虑适时发布“灾难教育课程开发指导纲要”，在特殊时期为基层学校课程开发提供有力的专业指导与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