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人大附杭州学校对关顾体系的探索进入第四年，在基本保留第三年的尝试结果下，今年学校把横向上的学院院长和年级协调员合二为一成一个角色——年级主任（grade leader）, 他对年级所有人负责。纵向上，逐渐被弱化的学院制还是需要被重新加强。因此，今年在学院层面，学校重新调整了学院院长（head of house）的岗位。学院还会组织一些活动，让其成为学生们生活社交的主阵地，实现学生对学生的管理。

孙迪奥说，目前来看这样的体系是比较合理的，无论对于家校沟通还是组织活动，抑或对学生的关怀，这个体系都能发挥作用。

从这一系列的调整中，我们也能看到，家校沟通是逃不开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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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减架构，留住内核

对于从中国传统学校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家长来说，他们对于这一套关顾体系并不理解。“他们常常质疑，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我想了解孩子的学术情况，要通过这么多人？他们就觉得耗时又费力。”孙迪奥认为，这其中涉及一个国情的问题。

在英国的学校，学生人数并不多，老师基本可以掌握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包括学业、社交、生活等多方面。另外，外国的家长也没有那么焦虑，因此，家校沟通的成本并不高。

但在中国，1-2名中外导师可能要负责30个学生，家校沟通的担子基本落在中方老师的肩头上。“中国的家长恨不得每天都想给你发微信，但是因为学校又采用英国管理体系，不使用微信，只使用邮件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所以，家长就会觉得搞得太复杂。”

为此，在本土化的建设中，人大附杭州学校把关顾体系中复杂的架构去掉，留下它的本质——实现对学生的关怀。在现行体系中，导师就类似于“班主任”，但是承担的职责更加立体，导师既要了解学生的学术发展情况，也要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各方面。

为了应对家长对沟通的迫切需求，学校对家校沟通的工具也做了“本土化”，除了E-mail之外，还增加了“钉钉”。另外，学校还开展非正式的沟通活动，比如在学校设立八大学院之外的“第九学院”——家长学堂。让家长们参与合唱、学术等活动，加强家校共同体建设，同时增强家长对关顾体系的认同感。

同样的，老师也需要培训和引导，尤其是在应对“差异”问题上。以“儿童保护”为例， “在英国，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是不能共同待在一个密闭空间的，门必须要打开，必须要让其他人能够看到；还有，在学生身体接触这件事上，低幼段的孩子如果想要来抱一抱老师，老师一定要转到侧面，孩子只能抱老师的侧面，不能抱前面或者后面。”孙迪奥说，这些细微之处，很多中方老师是根本意识不到的，为此，学校专门向教师开设了儿童保护政策相关的培训。

在关顾体系中，关顾内容的课程化也极其重要。那么，对于中国的国际化学校来说，一定要直面的问题是，如何将国际课程与中国课程有机融合？同样的，学生关顾体系和中国德育课程体系能否融合？

孙迪奥认为，这两个课程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德育课程是国家找了很对专家论证过的，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设计了一套课程，为什么不用呢？”在人大附中杭州学校，有一门叫PSD（personal social development）的课程，就是结合了中国德育课的内容。

比如在一年级，德育课有一个“我是小学生”的主题。PSD课程在原内容的基础上增加学习深度，扩展学习角度，甚至花更多的时间对学生进行实践性的训练。目前，人大附中杭州学校花在“学生关顾”上的时间每周大约4-5个课时，包括一节PSD课程，导师咨询时间以及学院分享时间。

虽然孙迪奥是该校二年级的导师，但是学院一到二年级所有人只要遇到问题都会来找她，小到一年级的孩子割破了手指，大到十二年级的孩子酗酒，全部都由她来解决。这对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然也给她带来了很多成就感。

正如威雅学校全人关顾副校长迈克尔·鲁斯特所说，孩子通常会跟那个自己最信任的人说话。“全人关顾是一个很长期的、不断给学生提供支持的过程，有时候我们可能看不见多明显的变化，但是我知道有一天学生们会在人生的某个时刻意识到，’哦，那就是当初老师告诉我的。’”

*文中部分图片由学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