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教师降薪8-10万”冲上热搜。其中受影响的不乏前两年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高薪入职深圳某中学的清北高学历毕业生。近年来，名校、高学历人士任教
01 “太苦了，深深的无力感”
“我就是来考试的，管那么多干什么？”一个学生回怼老师。
2020年11月，徐清森接管上海某A -Level高中的德育工作。第一次到学校就大跌眼镜。学生有浓妆艳抹的、穿潮流衣裤的，迎面走来，分不清是学生还是社会青年。“这是课程本身制造的麻烦，”徐清森认为。
他说，和IB、国家课程不同，A-Level是一个升学考试课程，本身不具有文化意识形态或理念价值观，且该课程没有规定一定要由学校提供，培训机构也可以教授。所以，德育很难直接通过课程滋养孩子的心灵。
学生的穿戴打扮只是冰山一角，有的学生甚至直接向老师叫嚣。博士陈静老师曾向徐清森诉苦说，课上有学生纪律涣散，还影响别人学习，屡教不改，陈静要求其离开课堂。该学生仰头指着陈静骂：“老子就是不出去”。此番景象，徐清森入行前绝对没想到。
2008年，从某985高校文学院博士毕业后，徐清森在江苏某校国际部任教，起薪4000元。对此，母亲发出质疑：你确定吗？
徐清森的研究方向是“世界史”，硕博6年间，他一心扑在东亚文化的研究上。与大众对博士“呆板木讷”的印象不同，徐清森口才出色。受胡适、梁启超等先贤“实用主义”的影响，他不希望学术只在空中楼阁，而是能大范围地影响他人。徐清森最终选择放弃学术研究，进入基础教育阶段。
入职时，徐清森是该校唯一位博士学历的教师。如今，十余年过去，徐清森已经升级成为某知名民办教育集团国际高中副校长，薪水翻了九番。外人眼里他的事业风生水起，实则挫折不断、一地鸡毛。
学生不交作业，老师低声下气地催；课间走楼梯，学生横冲直撞；日常被家长夺命连环call；1个人干3个人的活儿……这些都是徐清森从业以来的日常，早已颠覆了他对教师职业的认知，“学生、家长、学校都高高在上。感觉自己像服务人员。”多位老师苦笑：“当初在华师大、北师大上学时，没人告诉我们如今教书是这个样子。”
2013年，在公立国际部安安静静教了5年书后，徐清森向国际教育挺进，先后在创新高中待了1年，国资控股新创校2年半，老牌民办双语1年。4年多换了3所学校，动荡，不安，满怀心酸。
“不是我不想稳定，而是真的扛不住！”徐清森说，某些学校的领导层面决策错误、对教师定位不清、管理混乱、办公室斗争、发展急功近利……每一个学校都有不同的问题，建议甚至吵架，没有用，没有改。老师为此焦虑甚至抑郁。一到午休，就能看见老师蜷缩在办公室的躺椅上，一个人端着咖啡，嘴张着，目光呆滞。
“太苦了，深深的无力感！”徐清森说，博士学历只代表学术造诣，其他方面和普通教师没什么区别，只是理想化程度更高一点。
02 记者—博士—教师—中层
相比徐清森，2018年入行的吕青显得淡定许多。从传播学、人类学、宗教和文化研究，本科一路读到博士，吕青的学历越来越高，但专业越来越“偏”。受理想和情怀驱使，吕青本科毕业后曾在某知名南方系媒体做过实习记者。博士毕业后，她先在南京大学开启了教职工作，为在南大的海外交换生教授汉语、文化和写作。三年合同期到后，吕青萌发了投身基础教育的想法。
吕青的专业属于泛人文社科类，和语文、历史、地理等学科都搭边，但又不是完全对口。这也为她进体制内“考编”设置了隐形障碍。但人文社科在国际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IB等国际课程。
一进校，吕青就成为了中层管理——IB协调员，同时给小学生开设儿童哲学课。初次涉水低龄段教育就迎来“开门红”。她的课程案例有趣，深入浅出，非常受孩子们
这几年，吕青经历了2个新创校，都是从0开始，很辛苦。身兼数职、搭建基础、团队磨合……一边做一边补，没有假期是常态。吕青坦白，“新创校就像是校长带着中层团队白手起家，给老师的机会多，老师的发挥空间大，更容易练成为‘多面手’。”
热情难挡现实。吕青发现中层是一个链接的角色，上传下达，刚柔并济。但新创校吸引好的老师、好的管理者比较靠运气。尤其是当政策收紧，发展方向不明时，师资、学生流失率上升，中层处境艰难。
2021年，吕青加入某大型国际教育集团在苏州的成员校，此时恰逢民办教育新政相继落槌。各类检查、合规性材料撰写，应接不暇。确保行驶在正确的大方向上后，学校还要注意差异化竞争，探索特色课程、超级课程、活动课程、拓展课程等。吕青忙着梳理问题、搭框架，建章立制。当年博士做研究的方法有了用武之地。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学校！”吕青感叹，虽然学校面临着各种挑战，但自己仍然能脚踏实地做一些事。比如，当下吕青关心如何做好“全人关顾”。学校里生源差异大，如果班级有多动症、抑郁症的孩子，学校如何照顾到他们？“现在大家都在谈理念文化，课程创新，可是如果孩子连一堂课都不能完整听下来，其他都是奢望！”
03 高校“青椒”转战中小学
博士学历上可通高校，下可达中小学。在选择上，确实机会更多。2010年，魏然从某知名科学研究院博士毕业后，成为华东某211大学化学系青年教师（俗称“青椒”）。按照高校“非升即走”的规定，魏然在这里待满五年后，“要么评上副教授，要么走人”。这个“魔咒”牢牢扎在每位“青椒”的脑海里。
发文章、拉项目、申科研经费……“看似做了一个学者，但更像一个商人。”魏然时常感觉到自己的角色错位。她认为自己可能科研表现欠佳，但更擅长教书，“教书也可以成为衡量一个大学教师价值的维度。”魏然经常和同仁聊起来，“看得见的地方被评估了，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成长。”
出生在湖北小城的教师家庭，耳濡目染之下，魏然从小就想当老师。“如果孩子不懂，但是我给他讲明白了，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相比其他同事，魏然在教学上确实更早就开始了自我启蒙。她发现，学校用二十年前的设备，陈旧的教学方法教给学生一成不变的知识。学生们眼中暗淡无光，对未来没有规划，“他们都是千军万马闯过来的，
受到硕博期间科研经历的影响，魏然决心打破传统的“满堂灌”的教学方法，试图使用探究式的方法引导学生思考。为了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她主张谁能自主地把实验做完，就可以早下课。尝试几次后，学生的能动性在慢慢提高，但这些尝试最终没有获得校方认可并被勒令停止。
魏然回忆，2014年，“非升即走”的考评期到来。在差额投票中败下阵来，错失“副教授”评级，不得不离开高校。在事业短暂停滞后，魏然决定“下海”，成为某课程研发公司的合伙人。2016年，在一场国际教育大会上， “PBL”、STEM教育、跨学科融合等前沿创新的教育概念向她涌来，魏然的“世界被打开了”。她决定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在2019年入职了江苏某民办小学，尝试创新概念到底如何落地在学校里。
在这所学校，校舍宽敞、设施焕新，校领导对新教育理念如数家珍，但是落地后和自己的设想有明显差距。受制于各方面条件，魏然在课程教学和研发上没能大放异彩， “非常憋屈”，魏然说。这份教职仅维持了5个月，魏然后来又辗转至其他国际学校。
2021年8月，魏然参加校外为期一周的培训。返校2天后，突然收到学校通知：受“民促法”新政影响，学校关停。
04 坚守、退出，始终在影响
2021年9月，魏然来到深圳，重返高校。和以往不同的是，新入职的这所学校恰是一所敢为人先的创新大学——魏然所在的学院是该校为数不多的没有期末考试，只有项目化学习的创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