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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灵顿中国掌门人乔英:中英合作办学,我们“十年磨一剑”!
来源: | 作者:KImberly | 发布时间: 2019-09-27 | 108 次浏览 | 分享到:
2019年是英式学校进入中国的爆发元年,而早在2009年,如今160年历史的惠灵顿公学品牌就已经被引入中国,此后十年,惠灵顿(中国)相继在中国开办9所学校及幼儿园,成为中国国际教育领域最受人关注的办学集团之一。

《思董会》第四期,我们有幸专访了鲜在媒体面前露面的惠灵顿(中国)创始人兼理事长乔英女士,一探究竟:英国惠灵顿公学与中国的强强联合,是如何一步一步磨出来的?

文 | Kimberly
编 | Luna

1859年,为纪念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曾两度荣膺首相的惠灵顿公爵,维多利亚女王钦点创立惠灵顿公学。160年后的今天,惠灵顿公学已成为英国最受尊敬的学府之一,为英国的政界和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

2009年,英国惠灵顿公学理事会决议通过在海外开办分校,并确定将第一所海外分校定址于中国。秉承英国母校的辉煌历史、以惠灵顿特质和价值观为根本的课程体系以及渐进式教育,2011年天津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建成;2014年8月,上海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开校;紧随其后,2018年,杭州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正式落地。

除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为使中国孩子也能接受到先进的国际化教育,2018年,惠灵顿(中国)又相继开办了四所民办双语学校及幼儿园,即: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惠立学校、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惠立幼儿园、杭州市萧山区惠立学校和杭州市萧山区惠立幼儿园。

至此,惠灵顿(中国)在中国已经拥有9所招收3至18岁儿童的学校和幼儿园,跻身中国国际教育行业的一线梯队,众多家长纷至沓来。

然而,作为一家享誉中英两国的教育集团,惠灵顿(中国)却显得颇为神秘,鲜有在公众面前发声,其与惠灵顿公学的合作过程、自身的管理与发展模式以及教育理念等,都成了业界人士好奇的焦点。顶思《思董会》第四期,我们有幸对惠灵顿(中国)的创始人兼理事长乔英女士进行了专访,探讨惠灵顿背后的故事。


惠灵顿公学不缺钱不缺生源,进入中国宁愿不做也不做错

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教育技能司早前访问可知,过去三年,英国K12学校品牌在中国校区的增长率高达242%,势头极为迅猛。知名英校纷纷入华,在乔女士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驱动:

第一,最根本的驱动力是市场的需求。大国崛起,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激增,其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并且愿意将钱投入到最优质的教育上。同时,中国的急速发展也促使了英国加强开放中国市场和进行文化交流的步伐。

第二,全世界对英式教育品牌的认可。英国百年私校不少,总体上学术又非常严谨,多年的沉淀,拥有着严谨的学术和课程体系。

第三,英国经济下滑,英国私校本地生源日益缩减。实际上,除了经济实力依旧坚挺的伦敦,大部分英国城市的经济水平正在下滑,愈来愈少的英国家庭有能力承担子女入读顶尖私校的高昂学费。所以,那些难以为继的私校,必然会把眼光放到需求旺盛的中国,寻求拓展海外市场增加额外收入。

不过,英国惠灵顿作为维多利亚女王钦点创立的公学,不缺钱不缺生源,进入中国更看重的是中国这一潜力无限的发展平台。

“惠灵顿的第一个目的,是希望品牌可以走向世界,拥有更多的知名度,而非囿于一隅。”乔女士告诉我们,“第二,他们也希望,通过走出国门,可以让英国的学子有机会深度了解异国文化,进行文化上的深度交流与体验。作为21世纪的人才,如果没有全球观和世界观,意味着他们的教育存在着问题。”

惠灵顿公学在海外的收入来源也并非学费,而是向中方收取的品牌授权费。即便是为获取海外收入,这笔收入也并非中饱私囊。

乔女士介绍称,“惠灵顿在国外的收入100%用于为英国学生提供助学金和奖学金。这当然是一件值得认可、鼓励与信任的事情。”

惠灵顿进入中国市场并确立合作伙伴,并非一蹴而就,是在反复斟酌、推敲与无数次沟通后才达成。

在最终决定与乔女士合作之前,惠灵顿公学已经在中国进行了两年调研,然而由于多方面因素,一直未能觅得最满意人选。“惠灵顿公学的理事会非常地谨慎,宁愿不做也不要做错。”

据乔女士回忆,海外办校能够顺利推出离不开时任惠灵顿公学校长安东尼·塞尔登爵士(Sir Anthony Seldon)的大力支持与推动。在他看来,走出国门应纳入惠灵顿的战略性发展目标之一,而中国应该成为首选。

乔女士提到,“在我通过他人获得了安东尼爵士的邮箱并向其表达合作意向之后,15分钟内就收到了他的亲自回信。两个小时后,我们又打了一通电话。再之后,大约一周后,我就飞到英国给他们的理事会做陈述了(presentation)。我可以感受到安东尼爵士这种强烈的、走出海外的意愿。”

不过,安东尼爵士一人不代表惠灵顿公学理事会全部。在通过了海外创办分校的决议之后,理事会方面开始了各方面更细致的考量,其中包括合作方办学的初衷是什么、能为本校带来哪些资源、学校用地从哪里来、惠灵顿公学能有多少管理权限、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风险等等。

而之所以最终确定乔女士为合作伙伴,在乔女士看来,有三点原因:

其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与乔女士一致的教育理念和对乔女士最终驱动力的认可。

在惠灵顿看来,走出海外,是为了办一所最好的学校。而这,也与乔女士的目的一致,“我的初衷是想办一所能够让我的子女也能入读的学校,那我肯定是希望这所学校是最好的,能给我的孩子提供最优质的教育。”

其二,乔女士背后有着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一家房地产上市公司,有着稳定的资金流,也具备办校所需的用地。

与此同时,“上海陆家嘴集团并不以收取校方租金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他们更看重的是学校是否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因此,他们同样希望学校能够成为一所一流的名校,它们的投资才会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学校周边的豪宅、商场、办公楼等也才可能卖出高价,所以实际上,我们三方的目的都是一致的。”乔女士向我们解释道。

其三,则是乔女士方对于合作方式与法律协议的尊重与认可。

惠灵顿公学落地中国,采用的是品牌授权这一方式。虽然是最为常见的英校与中方合作方式,但在实际运营中,惠灵顿公学更倾向扮演“合资公司”合伙人的角色。

乔英女士

实际上,大部分来华办校的英校,除了输出品牌之外,并不负责学校具体事务的运营。惠灵顿公学不同,“在法律和财务上它不承担任何风险,可是在管理权上,却有一半的权益,包括年度财务预算、薪资待遇水平、教学质量等。另外,我们的每一所惠灵顿学校的校务委员会(SAB,School Affairs Board)里面,都有英国惠灵顿的一定席位,而重大事宜的表决是需要有2/3的通过率。”

能够接受英方拥有如此高的支配权,在中国本就少之又少,但乔女士能够花两年时间,静下心来与英国惠灵顿共同探索、共同制定,并予以理解,实属难得。

乔女士指出,“我对英国人的契约精神非常佩服,在谈协议的时候也许他们会锱铢必较,但这恰恰反映了我们双方对于合作的极大诚意,也为未来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一个协议如果谈得太快了,要么是双方缺少慎重考量,要么是一方完全不具备诚意。”

中英合作办学,三阶段的“十年磨一剑”

谈及具体的合作分工与模式,乔女士指出,中英合作办学在开办的不同阶段,双方的工作内容都是不同的。就与英国惠灵顿合作来说,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尚未开校之前,惠灵顿(中国)与惠灵顿英国分别负责非教学事务和教学事务。非教学事务包括校园建筑设计、办学许可审批、财务预算和人力资源系统搭建等;教学事务则包括招聘校长,再由校长负责招聘高管团队。

“学校没有正式开学之前,我们的任务更为繁重,但惠灵顿公学在教学事务方面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招聘校长时,我们从全球收到了36份简历,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挑选出6位候选人,而我当时也飞到英国,和他们一块儿对这几位候选人进行一一面试。”

第二个阶段,任命惠灵顿国际事务总监柯海伦(Helen Kavanagh)女士,代表惠灵顿公学方对惠灵顿(中国)进行指导性输出。

除了各校由校长负责日常事务之外,柯海伦女士对惠灵顿(中国)上上下下事务把关,包括教学质量、教师体系、中层领导管理、KPI设定和考试成绩等等。

作为一位在英国本土及世界各地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柯海伦女士曾担任监督1500余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级督学和一家美国教育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对包括美国、英国、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印度、约旦等多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进行指导。

“对于她的工作,我们也是非常配合,并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这一心态。相反,我们的态度开放,也希望通过她的指导,我们中国的惠灵顿可以越办越好。”乔女士笑言。

第三个阶段,即现阶段,惠灵顿公学方面基本只参与战略决策,在日常管理上给予中方自主管理权,互相学习。

乔女士指出,“在惠灵顿中国监管了大约两三年之后,柯海伦女士主动提出来华工作,我对此当然是非常乐意的,英方也觉得放心,因此在现阶段,它们的工作就是确保大方向不偏,参与战略部署,把自主权交给我们。”实际上,世界500强企业出身的乔女士,对于集团化管理的了解与具体应用能力甚至高于英国本校,在某些方面,英方也会向其取经。

如今,惠灵顿公学与惠灵顿(中国)的合作已走过十载光阴,在乔女士看来,两者的合作关系已经达到了高度契合、彼此信任,“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我们的合作是相当成功的。”

在采访中,乔女士提及自己在这段合作中的身份和角色,特别强调其“理事长”的身份,也着重介绍了惠灵顿(中国)理事会。

惠灵顿(中国)理事会由惠灵顿公学与惠灵顿(中国)共同运营,对惠灵顿(中国)国际教育集团各校的重大事务提供意见,拥有决策权。

目前,除了四名理事(包括乔女士本人)是惠灵顿(中国)或惠灵顿公学的全职员工外,其余十一位理事均为对发展惠灵顿学校和国际化教育抱有热忱的社会贤达人士,包括资深的教育从业者、法律专家、金融专家、税务专家,以及熟悉中国市场运营的企业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子女曾经或正在惠灵顿公学或惠灵顿(中国)就读。

“他们几乎就是义务劳动,不收取任何薪酬,与学校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学校能够更稳健地发展。”乔女士强调。

在惠灵顿(中国)理事会之下,每所惠灵顿学校又设有各自的校务委员会。每个校务委员会由数名惠灵顿(中国)理事组成,对各学校的重大事务具有决策权。校委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投票权仅限五名校务委员会成员。而校务委员会下又设学术专门委员会、设施和服务专门委员会以及财务和人力资源专门委员会,集中处理专项事务。

惠立是惠灵顿的升级版,真正做到“鱼与熊掌兼得”

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成立九年之际,惠灵顿(中国)又推出了民办双语品牌:惠立学校。之所以做出这一战略部署,源于乔女士对于中国籍学子接受国际化教育的愿景。

在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除了30%左右的学生是华裔,20%左右的学生来自混血家庭,其余几乎都是纯外籍学生,因此他们接受的课程是英方课程和IB课程,他们的授课老师也几乎全是外籍人员。实际上,在惠灵顿,外教比例高达85%以上,除了中文课程由中国教师操刀,所有其他的课程几乎都由外籍老师授课。

但外籍人员子女在中国的比例毕竟还占少数,广大中国学子的国际化教育如何实现?如何让他们能在确立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同时,接轨国际教育?这就都为乔女士创办惠立学校奠定了基础。

但惠立并不是惠灵顿的缩减版,相反,它对于中国孩子而言,更是一个升级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对标中英课纲,教学目标比国家要求更高

乔女士指出,虽然惠灵顿的中文课程在国际学校中已经做得相当优秀,除了中文课之外,学校还有种类繁多的中国文化课(包括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等)供母语为中文的学生选择,但中文课的比例毕竟还占少数,惠立不可能照搬。

作为一所民办学校,惠立以国家课程标准为总挈领,“国家要求开办的课程我们一定会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内容上又进行了加强。比如我们的英语水平肯定会远远高于国家标准,从幼儿园起便开始实施沉浸式双语教学。”

而这也是为何第一所惠立学校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惠立学校,筹备了整整四年才最终落地的原因。

惠立有一个专门的课程研发团队,对中英两国的课纲进行对比之后两边取其高,纳入惠立的课程体系中去,而这也是乔女士所归纳的“鱼与熊掌兼得”理论。

“比如,从语文学科角度而言,中国的标准自然是高的,那我们就采纳我们的课纲标准;从科学角度而言,尽管教学内容与目标相似,但英国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便已开始培养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比中国至少早了两年,那我们就要向他们看齐,在小学时启动培养。在这样的课程体系指导下,我们的学生既可以在英国的同等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也会在中国的会考上表现优异。”

另外,乔女士深刻认同的英式“五育并举”理论也在惠立学校得到实施。五育并举,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由于英国的艺术类学科如音乐、美术、戏剧等课程积累深厚,惠立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加强,并由来自英国的优秀老师授课,而这,又是惠立沉浸式语言学习的强势体现。

除了教学内容,英国先进的教学法(pedagogy)也是惠立积极采纳与运用的。例如,启发式与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式学习、主题式或跨学科探究课等。

“我们要集双方之精华,给我们孩子以最先进的教育。”

对中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从师资角度而言,惠立的中方教师比例更多(中外籍教师比例5:5)。往往,在家长眼中,一所学校外籍教师的数量决定了其是否足够国际化,可在乔女士眼中,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

“在惠立,中方的教师比惠灵顿要求更高,因为惠灵顿的中方教师基本只是负责一门学科的语言教学,可在惠立,中方的教师不仅有授课教师,还囊括了中高层管理团队,数量自然更多”。

一所民办学校若想在中国更稳健发展,一定需要一位了解中国国情与政策法规的带头团队,而这一团队里中方教师理应占据更大比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惠立学校外籍教师的待遇并不低于惠灵顿的外籍教师。

“同工同酬,并且TA一样拥有两个免费的子女入读惠灵顿的名额。”而由于职责范围不同,惠立学校的中方教师待遇高于惠灵顿中方教师。

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

从管理角度而言,相较惠灵顿,惠立拥有更多自主权。在惠立的校务委员会中并不设有惠灵顿的席位,由乔女士方全权管理。

但惠立毕竟是属于惠灵顿(中国)整个教育集团管理的民办双语学校品牌,因此惠灵顿依然会予以支持,充当顾问的角色,而非管理和决策人员。

5位校长级别人物打造惠立教育研究院,资源共享开放给整个市场

在惠灵顿(中国)的板块中,惠立教育研究院格外引人瞩目。作为一所“初衷在于培养本地化师资人才”的研究院,惠灵顿(中国)聘请了五名不负责学校日常管理的校长级别的总监,专注于研究院相关工作。

“市面上其实还没有充足的双语、国际化教学人才。大部分中国教师的学术水平可能不差,可是他们在教学法方面还是相对落后,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所以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提高他们这方面的技能。”乔女士强调。

具体而言,惠立教育研究院每年会培养二三十名从顶尖大学毕业,来惠灵顿做助教的优秀毕业生。通过与杜伦大学的合作,参与培训的这些老师将最终获得PGCE资质,做到既能用中文授课,又能以国外先进的教学法,获得英文授课能力。

“我们每年培养出的小批量人才大部分当然是留在我们集团工作,但那些小部分选择离开,或去他校任职的老师,我们也欢迎。我认为,好的资源不应该闭门自造,而应该是足够开放的。”

师资培养之外,惠立教育研究院也立志开发一套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有前瞻性的适合21世纪人才的课程体系。

“尽管世界上不同的中英双语学校都在做类似的事情,可没有一个学校敢说他们的成果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我们为何不去试试呢?我们有扎实的中方课程,也有正宗先进的外方资源,也许我们就做成了。”乔女士笑言。

为了能够将研究落到实处,研究院的五位总监会不定期去惠灵顿(中国)各校区旁听观摩课堂,对教师的教学法进行相应评估等。“如果脱离了课堂,不在实践中学习,教师学到的知识是有限的。”

除了为本校发展而制定的培养计划,惠立教育研究院同时也会提供一些创校教育咨询服务。

对此,乔女士表示,“办校十年来,小有成就,因此我们也陆陆续续收到了不少中英学校和教育集团的分享经验邀请。当然,我们对客户的要求也比较高,如果只以办盈利最大化学校为目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达不成合作了。对于一些真诚者,我们还是愿意提供一些咨询服务的。”

现如今,惠立教育研究院与多方展开紧密合作,包括上海市市教委、浦东教育局和华东师范大学等,“未来我们会共同开展研究,这些成果也不应该被惠立学校独享,我们也非常愿意通过这个平台,将好的成果与资源分享给更多的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

发展太快只会导致师资稀释过快,难以确保办学质量

今年,惠灵顿(中国)迎来了十岁生日,也逐步将在嘉善、南通等城市落户。

谈及未来规划,乔女士告诉记者,首先,惠灵顿并不急于扩充校园板块,而是严格控制开校速度,“至多两三年一所”。

乔女士认为,“我们发展的瓶颈不在于市场,不在于资本,而在于人才。所以人才不能稀释得过快,我们的质量口碑一旦掉下去,再次回升是很难的。”



可是新校依然要建,原因在于学校的人才在培养的过程中,也需要升职的空间,新校的开办意味着,旧校的老师有机会可以去新校担任更高的岗位。

“对于他们而言,是获得了职业发展的通道,对于我们而言,也促进着集团的积极向上发展。”

而对于新校的选址,在乔女士看来,主要有四个考量点,即:

· 城市本身需求
· 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数量、居民收入
· 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包括对国际教育的理解及对国际教育的态度)
· 城市的教育政策法规

不过,整个惠灵顿(中国)国际教育集团更大的愿景及战略重点是,在海外开办中英双语学校。

乔女士指出,有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尤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甚,苦于为孩子寻找合适的中英文学校。一方面是因为,当地的学校不在课堂时间提供中文课程,一方面又在于,孩子抵触以填鸭式教学方法为主导的校外中文课程补习班。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重要的战略方向,对我和我们集团而言都是一个鞭策,我们要争取做到全球领先。”乔女士笑道。

从IT行业转到未曾涉猎的教育行业,短短十年,乔女士就将惠灵顿(中国)打造成国内领先的国际教育品牌,在她心目中,优秀的国际教育意味着取中外精华,并最终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而回到这段与惠灵顿合作办学的十年时光,乔女士认为,英国公学的理事会管理体系是最值得借鉴、也最积极实施的一项策略。正是基于一个体系完备的运营管理机制,让乔女士对未来充满希望。

“现在责任已经不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而是分担给了有着共同办学理想的各界社会贤达人士。在未来,我们的毕业生也会成为社会之栋梁,他们加入我们的理事会之后,当然也会卯足了劲让学校发展得更好。”


乔英女士预祝2019RAISE大会圆满成功!
乔英女士将作为大会主旨论坛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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