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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国驻美使馆岑建君:VUCA时代下,教育制度创新是趋势,中外合作办学日益多元化
来源: | 作者:Kate | 发布时间: 2020-11-17 | 69 次浏览 | 分享到: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和一波三折的美国大选,为中美教育的交流和碰撞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但在挑战背后也蕴藏着令人心潮澎湃的机遇。


针对近年来教育界关注的制度创新,顶思专访了中国驻美大使馆原公使衔参赞岑建君先生,分享对这一热门话题的看法,并探讨中美如何在教育领域相互借鉴和加深交流。


文 | 编 Kate

2020年见证了疫情对教育行业带来的冲击和由此创造的新机遇。对此,作为多年的中美教育交流使者,岑参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暂停键”,而不是“永久键”。


01

制度创新是趋势 合作办学主体可以更多元化



在谈及中外教育交流合作机制创新这一时下热门话题时,岑参坦言,未来三十年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


他说,制度创新的最大意义在于推动行业的全面发展和改变人的思维方式。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来看,制度创新带来的收益很大,但难度也是最大的,主要难点在于转变人的观念。


据岑参介绍,制度创新包括四个方面,即外部专家的引进、促进双边学生的交流,网络教育和合作办学。前两项创新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而相比之下,后两项创新仍存在不少改进的空间。


以网络教育为例,今年的疫情为国际教育带来了线上线下高度融合的新局面。“这是疫情带来的最大机遇”,岑参表示。他认为,线上课程的出现,让学生拥有了更多选择,可以利用一半时间在国内上网络课程,另一半时间赴海外完成线下课程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此外,他表示,在线上线下课程融合方面,中美两国都在积极探索。中国提出的是在线教育常态化,即将线上教育的位置摆到了和线下教育同样重要的位置。美国提出的是重塑教育(Shape Education)的概念,意味着在法律基础、课程设计、培养人的模式和方法以及测评方法等多方面进行更为全面的改革。


他还谈到,我国政府鼓励学生参加网络培训,但基于种种现实考虑,尚未允许学位的发放。


至于合作办学,我国已发展为拥有最多合作办学数量的大国,未来可以在办学主体多元化的道路上尝试进一步探索。据岑参介绍,目前国内规定的中外合作办学主体为学校,并不包括企业、教育机构和教育集团。办学多采用线下模式。




但疫情带来的观念转变和手段多元化,使合作办学由线下发展到线上。在这种情况下,办学主体也有必要进行更多元化的尝试,对有意愿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放开限制。他举例说,在为汽车制造行业培养人才方面,如果学校选择与奔驰集团合作,就可以让具有实战经验的企业人员进行教与学高度融合的授课,这种方式带来的优势可能要大于与另一所学校进行合作。


岑参认为,像常熟UWC学校这样由一所学校带动一个城市发展的案例有很多,比如斯坦福大学带动了旧金山,卡耐基大学带动了匹斯堡。但制度开放的难度依然较大,因为涉及法律、意识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但影响其能否成功的关键的在于行政部门的意愿。


“如果地方有机制创新,政府应允许其尝试,鼓励边走边看”,他说。


02

美国教育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岑参说,他认为美国学生从小开始积累的庞大阅读量和写作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他谈到,在美国,学生从小开始分级阅读,美国政府也制定了严格的阅读标准,企业开发了相关教材,授课老师也均接受过专业培训。加上丰富的管理体系,为学生阅读和写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一些美国科幻作家的作品呈现了极为丰富的语言魅力。




相比之下,我国教育从业者对阅读和写作的重视还有待提高。在书籍的类别上,我国作家创作的书籍更偏向实用性,在阅读量和信息量上也稍有不足。


谈到阅读和写作的重要性时,他说,“阅读和写作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一个人很难成才”。


此外,他认为,美国大学采用的通识教育和高淘汰率更有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中国学生在人生最关键的15 - 22岁,从紧张的应试教育到大学期间的“放飞自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岑参表示,相比中国大学98%的毕业率,美国大学对学生毕业的要求更为严格,合格率仅有46%。而且,多数美国大学第一年采用的是通识教育,文理不分家,培养的学生在具备科学素养的同时,也能拥有深厚的文学底蕴。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美国学生在研究中国历史和艺术品时,能从科技、艺术、人文等多个视角去剖析一件艺术品,并结合历史和人文,深度分析艺术品变化背后折射出的时代变迁。这种探究精神和多元化的视角正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岑参还谈到了美国教师的高素养。即使在偏僻山区,老师也普遍拥有本科学历,并通过至少一年专业的教师培训。


03

中外教育交流重心改变 

加强学生交流意义深远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四十年,中外的合作交流以专家、课程和教育设备的引进为主。而如今,随着合作办学的开展,中外教育交流,尤其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日益频繁。




岑参表示,加强中外教育交流,一方面在于如何保留过去的国际资源,挖掘内涵,使其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在课程融合方面,无论是公办学校,还是国际学校,都不能仅满足于原有课程或引进海外课程,而是要探索中国课程和国际课程的融合,树立自己的标杆和标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体系。


另一方面,中国应继续引进优秀的教育资源、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海外专家。岑参坦言,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在于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目前,我国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要依靠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双向互动,引进和造就更多人才,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外学生交流方面,岑参说,虽然特朗普时期,中国留学生在签证和敏感专业等问题上频频受挫,但困难是暂时的,仍要充满信心,并认为未来的留学学生规模会继续扩大,中美在科技方面的合作会加强,中西文化高度融合的趋势也会日趋明显。


他表示,拜登胜选会 缓和和改善当前的中美教育关系,使收紧的政策慢慢放宽,因为主张科技和教育的民主党更注重建设和高端人才的引进,在移民政策上也会相应放宽。


他还提议可以加强中美在文化方面的教育交流。对于我国的文化走出去,岑参建议,未来可尝试加快线上中国文化走出去。比如,通过网上的孔子学院去传播和宣扬中国文化,避免建设线下学院所需的高成本。此外,他主张将文化传播的重心放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等传统文化方面。


同时,岑参表示,希望中美教育能回到原本的双边对话机制,美国政府能放宽签证,让中美学生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


“国与国相交,学生流动最重要。二战后的越南战争和朝鲜战争都是缺乏年轻人交流导致的战略误判。所以,学生交流有很多深层政治意义在里面”,岑参说。


虽然因疫情影响,学生的交流受到了阻碍,但岑参发现,多数学生对国际教育的选择没有改变,90%的学生依然希望出国留学,选择入读中外合作办学学校的学生仅占到了5% - 6%。


对于国际教育的未来,岑参坦言,“希望晴天来得早一点,乌云散得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