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可以理解，为何他们长大后虽然都位高权重，却仍然没有充分准备好面对成人世界的各种关系——这都是幼年经历的遗留影响。

在英国的公学上学，孩子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独自学习和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几百年历史中固化下来的种种隐性规则，包括但不限于伪装自己、融入圈子、各式各样的欺凌。奔波于这样的环境中，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与其说是生活，不如说是生存。

尼克·杜福尔的研究表明，为了在寄宿学校中生存下来，孩子们切断了自己的情感，构建出防卫性的自我，这严重限制了他们之后的生活，使得他们在日后往往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举动。

英国新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前首相卡梅伦、“中国女婿”杰里米·亨特可以说完全符合上述条件。


在寄宿学校，生存策略有很多种类：你可以选择欺凌别人；也可以选择低调、装傻，保持外表迷人的样子；还可以在恰当的场合保持不协调的冷静微笑。

在这些学生日后的成年生活中，人们往往还会看到他们继续维持着寄宿学校的这些习惯。

生存策略一：虚伪的成熟

1994年，BBC播出了一部记录片——《他们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m），尼克·杜福尔的第一本书甚至借用了这个片名。这部纪录片小心翼翼地记录下了小寄宿生们在预备学校的头几周，展现了“战略性生存人格”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九岁的寄宿男孩弗雷迪鼓起勇气，盯着镜头，露出他所能展现的非常严肃的表情，说道：“寄宿学校改变了我，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习惯（它）。”

这种虚假的独立，这种伪成人的严肃，在前首相卡梅伦和托尼·布莱尔身上都非常明显。托尼·布莱尔在任期间，将英国卷入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

但最严重的是，这种虚假的成熟甚至骗过了自己的创造者，让他们始终没有发觉自己的问题。

尼克·杜福尔指出，对于出身非富即贵、有社会特权的儿童来说，进入公学，实际上是一场不由他们选择的交易——用有家庭生活的童年交换权力。

为此，他们过早地脱离家庭和家人，远离家庭的关爱，不得不迅速地自力更生，成为伪成年人。

尽管，这些孩子在艰难的时光中，最终成长为了体面和成熟的大人，但他们的内心却一直没有机会长大。结果就是，那些走上英国领导层的成年人心中，都有一个被抛弃了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英国男性政治家都显得很孩子气。


鉴于目前英国内阁中约有2/3的人来自这样的背景，这种行为带来的政治影响十分巨大。

在尼克·杜福尔眼里看来，在实际掌握着英国权力的，其实是那些政客心里没有长大的孩童版的自己。

生存策略二：欺凌

初入全日制的寄宿学校，许多年幼的孩子都产生了被家人抛弃的感觉，然后陷入被遗弃的恐惧中。因此，欺凌在这里不可避免地流行起来。

尼克·杜福尔在心理治疗中发现，多年后，这些寄宿生的妻子们常常说道，这段经历最终毁掉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但欺凌毁掉的岂止是他们的个人生活。在英国的社会中，欺凌现象随处可见，政治和媒体领域尤为严重。可是，就像寄宿学校做的那样，我们把这种现象正常化了。

比如卡梅伦上任不到一年，我们就看到了他对下院议员安格拉·伊格尔的过度反应。2011年的首相质询会上，他对伊格尔说：“冷静点，亲爱的！”好像伊格尔才是那个心烦意乱的人。

毫无疑问，对面的工党非常乐于见到这种情形，他们高喊起“Flashman!”。 而Flashman正是小说《汤姆·布朗的求学时代》中欺负主角的校园欺凌者。

同年，著名英国电视节目Top Gear的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宣称，他要枪击公共部门的员工，而卡梅伦甚至还为他的言论做辩护。

尼克·杜福尔评论道，不用猜也知道，这两位的行事风格都是从哪里学来的。也难怪下议院不仅在外部的建筑风格上是充满对抗性的哥特式，其内部也充满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欺凌。

生存策略三：两面派

另一种在寄宿生身上常见的性格是两面派。

经历过寄宿的孩子都会构建一种生存人格，即使在他们毕业后多年，也仍然存在，并让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因为，在严格按部就班、纪律严明的寄宿学校中，学生们必须时刻警惕，远离麻烦。最关键的是，他们不能看起来不开心，看起来幼稚或者愚蠢——不能展现出任何脆弱的一面——否则就会被同辈欺负。

因此，他们从自己身上剥离了这些性格，并把它们映射到其他人身上，发展出两面派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做过寄宿生的学生会是做间谍的绝佳人选。

这一点，其实在很多前寄宿生身上可以看到端倪，只是总不被人注意。人们往往会讥讽这些精英政客做出糟糕的政治决策，却忽略了另一个事实——其实他们表现出的能力总是超出自己的实际水平很多。

此外，这些精英寄宿生成年以后，通常也不愿意接纳女性进入自己的领域。因为他们在求学时代，缺乏对女性的接触和了解，还不自觉地将自己被母亲抛弃的责任甩在这些女性身上。


许多前寄宿生成年后都获得了地位带来的社会特权，这种特权对他们来说，其实是心理上的双刃剑：它既给他们带来了羞耻感，使他们无法承认自己有问题，也让他们无意识地对人充满戒备又易怒，但同时还能表现出自信。

尼克·杜福尔辛辣地讽刺道，鲍里斯就极度自信，他根本不需要自己那个毫无辨识度的姓氏，甚至也不需要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他相信自己的插科打诨能够让公众忽略他扮猪吃虎的本质。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台阶上，鲍里斯领导着占领运动：“以上帝和玛门（财神）的名义，冲啊！”

这实在过于匪夷所思，鲍里斯是要做下一个蒙提·派森（英国六人喜剧团体）吗？还是说，只是为了显示他在伊顿公学的教堂里听过十年钦定本圣经？

尼克·杜福尔认为，不论鲍里斯具体意欲何为，有一个信息是明确的——那些听不懂他言外之意的人没有资格同他为伍，他们最好知趣地离开。

但他们也无法轻易改变这种行事风格，因为它补偿了多年来缺位的关爱、家庭与亲情，补偿了压力下产生的扭曲人格，补偿了缺失的情感、人际关系和性方面的成熟。

寄宿学校的生活中，孩子们能够生存下来，依靠的不是父母，而是由寄宿文化演化出的种种内部结构。但他们成年后会产生永久性的无意识焦虑，极少能发展出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所说的情商。

尼克·杜福尔在《受伤的领导者》一书中，追溯了英国精英主义的历史，以及培养孩子的负面方法，并称之为“理性人计划”——寄宿学校在维多利亚时期，就是一个个工业发电站，为帝国量产出坚忍卓越的领导者。

一直以来，公学就以注重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而闻名，强调同一个圈子内的集体荣誉感，这却使得学生在日后尤其缺乏非理性的技能，比如维系人际关系。

事实上，成为当今世界的领导者，这些非理性能力往往十分重要，但英国的精英们并没有完全具备这些技能。

近年来，神经科学专家们掌握的证据表明，寄宿学校其实是一种十分糟糕的领导力培训。


简而言之：

缺少情感信息，就不能做出好决策。
——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教授，葡美双籍神经学家

没有良好的依恋关系，就发育不出灵活的大脑。
——苏·格哈特博士，英国心理治疗师、畅销书《母爱决定命运》作者

不敞开心扉，就不能理解表情信号
——斯蒂芬·波吉斯，北卡罗来纳大学精神病学教授

一味追求理性，就会缺乏大局观。
——伊恩·麦基里希博士，精神病学家）

这些因素都支持了英国经济学家、前《卫报》经济编辑威尔·赫顿的观点，“几个世纪以来，保守党的政治判断几乎一直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