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没有正式开学之前，我们的任务更为繁重，但惠灵顿公学在教学事务方面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经验。招聘校长时，我们从全球收到了36份简历，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挑选出6位候选人，而我当时也飞到英国，和他们一块儿对这几位候选人进行一一面试。”

第二个阶段，任命惠灵顿国际事务总监柯海伦(Helen Kavanagh)女士，代表惠灵顿公学方对惠灵顿（中国）进行指导性输出。

除了各校由校长负责日常事务之外，柯海伦女士对惠灵顿（中国）上上下下事务把关，包括教学质量、教师体系、中层领导管理、KPI设定和考试成绩等等。

作为一位在英国本土及世界各地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的资深教育工作者，柯海伦女士曾担任监督1500余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级督学和一家美国教育集团的执行副总裁，对包括美国、英国、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印度、约旦等多国的学校教育工作进行指导。

“对于她的工作，我们也是非常配合，并不存在‘家丑不可外扬’这一心态。相反，我们的态度开放，也希望通过她的指导，我们中国的惠灵顿可以越办越好。”乔女士笑言。

第三个阶段，即现阶段，惠灵顿公学方面基本只参与战略决策，在日常管理上给予中方自主管理权，互相学习。

乔女士指出，“在惠灵顿中国监管了大约两三年之后，柯海伦女士主动提出来华工作，我对此当然是非常乐意的，英方也觉得放心，因此在现阶段，它们的工作就是确保大方向不偏，参与战略部署，把自主权交给我们。”实际上，世界500强企业出身的乔女士，对于集团化管理的了解与具体应用能力甚至高于英国本校，在某些方面，英方也会向其取经。

如今，惠灵顿公学与惠灵顿（中国）的合作已走过十载光阴，在乔女士看来，两者的合作关系已经达到了高度契合、彼此信任，“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我们的合作是相当成功的。”

在采访中，乔女士提及自己在这段合作中的身份和角色，特别强调其“理事长”的身份，也着重介绍了惠灵顿（中国）理事会。

惠灵顿（中国）理事会由惠灵顿公学与惠灵顿（中国）共同运营，对惠灵顿（中国）国际教育集团各校的重大事务提供意见，拥有决策权。

目前，除了四名理事（包括乔女士本人）是惠灵顿（中国）或惠灵顿公学的全职员工外，其余十一位理事均为对发展惠灵顿学校和国际化教育抱有热忱的社会贤达人士，包括资深的教育从业者、法律专家、金融专家、税务专家，以及熟悉中国市场运营的企业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子女曾经或正在惠灵顿公学或惠灵顿（中国）就读。

“他们几乎就是义务劳动，不收取任何薪酬，与学校也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学校能够更稳健地发展。”乔女士强调。

在惠灵顿（中国）理事会之下，每所惠灵顿学校又设有各自的校务委员会。每个校务委员会由数名惠灵顿（中国）理事组成，对各学校的重大事务具有决策权。校委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投票权仅限五名校务委员会成员。而校务委员会下又设学术专门委员会、设施和服务专门委员会以及财务和人力资源专门委员会，集中处理专项事务。


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成立九年之际，惠灵顿（中国）又推出了民办双语品牌：惠立学校。之所以做出这一战略部署，源于乔女士对于中国籍学子接受国际化教育的愿景。

在惠灵顿外籍人员子女学校，除了30%左右的学生是华裔，20%左右的学生来自混血家庭，其余几乎都是纯外籍学生，因此他们接受的课程是英方课程和IB课程，他们的授课老师也几乎全是外籍人员。实际上，在惠灵顿，外教比例高达85%以上，除了中文课程由中国教师操刀，所有其他的课程几乎都由外籍老师授课。

但外籍人员子女在中国的比例毕竟还占少数，广大中国学子的国际化教育如何实现？如何让他们能在确立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同时，接轨国际教育？这就都为乔女士创办惠立学校奠定了基础。

但惠立并不是惠灵顿的缩减版，相反，它对于中国孩子而言，更是一个升级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对标中英课纲，教学目标比国家要求更高

乔女士指出，虽然惠灵顿的中文课程在国际学校中已经做得相当优秀，除了中文课之外，学校还有种类繁多的中国文化课（包括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等）供母语为中文的学生选择，但中文课的比例毕竟还占少数，惠立不可能照搬。

作为一所民办学校，惠立以国家课程标准为总挈领，“国家要求开办的课程我们一定会有”，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内容上又进行了加强。比如我们的英语水平肯定会远远高于国家标准，从幼儿园起便开始实施沉浸式双语教学。”

而这也是为何第一所惠立学校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惠立学校，筹备了整整四年才最终落地的原因。

惠立有一个专门的课程研发团队，对中英两国的课纲进行对比之后两边取其高，纳入惠立的课程体系中去，而这也是乔女士所归纳的“鱼与熊掌兼得”理论。

“比如，从语文学科角度而言，中国的标准自然是高的，那我们就采纳我们的课纲标准；从科学角度而言，尽管教学内容与目标相似，但英国在小学的高年级阶段便已开始培养训练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比中国至少早了两年，那我们就要向他们看齐，在小学时启动培养。在这样的课程体系指导下，我们的学生既可以在英国的同等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也会在中国的会考上表现优异。”

另外，乔女士深刻认同的英式“五育并举”理论也在惠立学校得到实施。五育并举，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由于英国的艺术类学科如音乐、美术、戏剧等课程积累深厚，惠立也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加强，并由来自英国的优秀老师授课，而这，又是惠立沉浸式语言学习的强势体现。

除了教学内容，英国先进的教学法(pedagogy)也是惠立积极采纳与运用的。例如，启发式与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的项目式学习、主题式或跨学科探究课等。

“我们要集双方之精华，给我们孩子以最先进的教育。”

对中方教师提出更高要求

从师资角度而言，惠立的中方教师比例更多（中外籍教师比例5：5）。往往，在家长眼中，一所学校外籍教师的数量决定了其是否足够国际化，可在乔女士眼中，这样的说法并不正确。

“在惠立，中方的教师比惠灵顿要求更高，因为惠灵顿的中方教师基本只是负责一门学科的语言教学，可在惠立，中方的教师不仅有授课教师，还囊括了中高层管理团队，数量自然更多”。

一所民办学校若想在中国更稳健发展，一定需要一位了解中国国情与政策法规的带头团队，而这一团队里中方教师理应占据更大比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惠立学校外籍教师的待遇并不低于惠灵顿的外籍教师。

“同工同酬，并且TA一样拥有两个免费的子女入读惠灵顿的名额。”而由于职责范围不同，惠立学校的中方教师待遇高于惠灵顿中方教师。

拥有更多办学自主权

从管理角度而言，相较惠灵顿，惠立拥有更多自主权。在惠立的校务委员会中并不设有惠灵顿的席位，由乔女士方全权管理。

但惠立毕竟是属于惠灵顿（中国）整个教育集团管理的民办双语学校品牌，因此惠灵顿依然会予以支持，充当顾问的角色，而非管理和决策人员。

在惠灵顿（中国）的板块中，惠立教育研究院格外引人瞩目。作为一所“初衷在于培养本地化师资人才”的研究院，惠灵顿（中国）聘请了五名不负责学校日常管理的校长级别的总监，专注于研究院相关工作。

“市面上其实还没有充足的双语、国际化教学人才。大部分中国教师的学术水平可能不差，可是他们在教学法方面还是相对落后，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所以我现在要解决的就是提高他们这方面的技能。”乔女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