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当下国际政坛，许多女性政治家纷纷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但却很少有人能像默克尔一样创造四次连任的奇迹。当我们回溯她的成长之路，我们惊讶地发现，她也曾普通，也曾自卑，但好在，她有懂得因材施教、懂得理解的父母，更重要的是，她有颗无比坚毅的内心。

文 |  Kimberly

编 | Coral

东德长大的女儿：监听环境下，从小被教育成为最拔尖者

1954年，默克尔出生于西德。在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她的父亲卡斯纳先生就带上她举家搬往东德——为响应西德教会号召，作为牧师的他选择主动前往东柏林，一来为弥补东德的牧师缺乏问题，二来也是想开拓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结合带。

这样一个决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东德坚持无神论，对宗教持高度戒备的态度，卡斯纳先生的工作开展得步履维艰。更严重的是，他们一家还成了严密监视的对象，按照默克尔的回忆，“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监听”。

在这样的环境下，默克尔从小就学会了两件事。

第一件，如何“不说话”。因为监视太多，默克尔一家缄默寡言，默克尔从小就学会了隐藏和修饰自己的情绪。寡言克制的个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她对学习、工作的严谨态度。

第二件，刻苦努力。从小，默克尔就被教导一定要做到比同龄人更优秀，出类拔萃，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母亲也告诉她，只有在学校取得最好的成绩，才能改变她因家庭出身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

因此，在父母的严格要求下，她不会打扮、保守拘谨，但成绩极为出色，8年级的时候，默克尔获得了俄语竞赛的冠军，高中时，她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俄语成绩始终是全校第一，且多次被选上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

在选择大学专业时，默克尔本想从事教育，然而当时的民主德国对教育行业的管制十分严格，教师必须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追随者，政府的安全部门也会严格监控教师的一言一行。渴望自由的默克尔于是放弃了这一条道路，选择了学习物理。

后来，她不仅成为了莱比锡大学该专业的本硕连读生，还在之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科研人员。有一个小趣闻是，当时，由于东德政府的政治高压，许多学者都被限制与外国学者交流，为了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渗透，许多国外的书籍也因此被归入禁书之列。

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学术研究无异于闭门造车，想获得博士学位也是十分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北约国家的封锁和制裁，东德的科研条件也很落后，科学院内的计算机设备十分陈旧。然而，默克尔就是这样一个身处惊涛骇浪之中的弄潮儿，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历时八年终于在1986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而她于1988年发表在化学领域顶尖的国际期刊JACS上的那篇文章，被引用过15次。

家庭助力一代“铁娘子”飞翔

上文提到过，在东德开展传教工作非常不容易，但卡斯纳先生却是那种不到山穷水尽绝不罢手的性格。生活清贫，他就和太太学干农活，甚至学会了挤羊奶。

就这样，他一边自力更生地解决生计，一边建立了梦寐以求的神学院。

在东德政府并不待见教会的情形下，卡斯纳先生并没有因此全面反对政府，也没有因为被政府拉拢而放弃信仰。相反，他一边坚持和政府合作，一边又坚持青少年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

在他的主持下，默克尔18岁时没有参加政府组织的成人礼，而是在当地的教堂接受了宗教性的成人仪式。这种既坚持信仰又贴近现实的态度，让卡斯纳牧师在东德谋得了一席之地。最后，他的神学院成为了东德培养助理牧师和培训牧师的重要机构。

可以说，东德，乃至全德的很多牧师，都是卡斯纳牧师的学生。2011年，卡斯纳牧师过世的时候，鲜花摆满墓碑。

父亲的处世态度，深深地影响了默克尔。

后来，德国《镜报》评价她说：“她坚不可摧，每个困难在她眼中都是一次新的挑战；她永不失败，她的妥协不过是解决问题的手段。”

现在看来，这句评价同样适用于她的父亲——在任何艰难面前，他所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迎难而上，逐一攻破。

再来看默克尔的母亲，出身于柏林富人家庭，卡斯纳太太接受了极为良好的教育，通晓拉丁文和英文，是一位广受爱戴的文学老师。

在一家搬到东德后，由于担心孩子们在学校受到歧视，卡斯纳太太要求每个孩子在回家之后都告诉自己在学校发生了什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惑。她教导孩子要正视这些歧视，积极地面对，并且做得比其他孩子更好。

默克尔回忆说：“每天放学后，我都和母亲聊一两个小时，把什么都讲给她听。我至今感谢我的父母使我们在家里能有这样的机会。” 卡斯纳太太还担心孩子们会因为别人的歧视而变得自卑、内向，因此想尽一切办法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交际能力。

从默克尔和弟弟妹妹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事情开始，妈妈就开始锻炼他们，比如，到镇上把鸡蛋卖掉、买羊奶回来等等，这也使得默克尔与弟弟妹妹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

但全职太太绝不是卡斯纳太太的终点，她依然渴望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990年，在两德统一稍有眉目时，她便加入了社民党，投身政治。1993年，卡斯纳太太竟成功当选为滕普林的市议会议员。

任期满后，她选择继续当一名老师，在滕普林业余大学里教授英语。

默克尔在初投政坛时，曾有记者询问她为何放弃了科研选择了从政，她答道：“我感受到生命迸发出的这种激情。”或许，这一份激情，也是她从母亲身上的延续。

从政之路：接受自己的弱点，将优势发挥到最大

三岁前，默克尔一直不会走路，父母带着她四处求医，但得到的答案都是：“耐心等待。”三岁多的时候，默克尔终于可以走路了，但走得还相当不好。上学时，默克尔的体育成绩永远不及格。

可她的梦想，却是成为一名舞蹈家。

默克尔一家接受了小默克尔的“问题”。

卡斯纳先生在神学院旁边，开设了一所残疾人学校，从小，默克尔的家中就有残疾人进进出出，这让她意识到：“肢体健康不是愉悦的唯一因素。既然在运动方面没有任何天赋，为什么非要强求呢？倒不如发挥自己的优势，做一些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中学时期，她就能够背诵出，所有西德（联邦德国）内阁成员的名字。从那时候开始，她对民主、政治就已经有了浓厚的兴趣。

1986年，默克尔受邀去西德参加表妹的婚礼，这次西德之旅给了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她回忆，西德拥有东德无法见到的特快列车、干净的街道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拜金主义、贫富差距的悬殊等社会问题也是西德的肿瘤。东德虽然贫富差距较小，但高压管制也让民众苦不堪言。她曾为此而思考过，到底什么样的国家形态才能使众生平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才能让民众自由、富有。

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允许公民申请访问联邦德国以及西柏林，柏林墙被迫开放。那一天晚上，数以万计的东德居民拿起了手里的锤子、斧头等铁器，愤怒地砸向了控制他们近30年的柏林墙。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政府的统治轰然垮台。民主德国急需组建一个新的政府。最后在各个政党一番激烈的讨论之后，他们决定进行一次民主选举。这个消息让东德民众获得了期盼已久的政治自由，各个党派也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默克尔和其所在的政党秣马厉兵，决心在民主选举中大展拳脚。

然而在参加民主觉醒党的最初几个月内，默克尔只是个不受重视的普通工作人员，没有特别的表现和观点，只是在一步一步地建立和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很多时候她只能在党主席施奴尔的办公室里打杂，做些对大选毫无意义的工作。

终于有一次，有一个基金会代表团来考察民主觉醒党的工作，这些财团的支持是一个政党能否在选举中胜出的重要筹码，因此如何对待这些财团对民主觉醒党来说十分重要。

默克尔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她多次奉劝施奴尔慎重对待这些财团，然而施奴尔是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对管理政党事务方面毫无经验，他对默克尔的劝谏也不以为然。这一次，施奴尔索性直接把会见财团的任务交给了默克尔。默克尔认为自己在党内还没有任何的职位，不适合接待财团，结果施奴尔漫不经心地说：“你以后就是民主觉醒党的发言人了，这下身份合适了。”

条理清晰、有问必答的默克尔获得了媒体的广泛好评，并成为了东德的政府官员。

这短短6个月的经历，却给了默克尔巨大的鼓舞。从没出过国的默克尔居然因工作需要见到了当时名震国际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那时候的默克尔，看着自己的榜样撒切尔夫人，眼睛里满满都是自己未来的畅想。

在榜样的激励下，默克尔在1990年参与竞选，却奇迹般成为当时德国政坛唯一的女议员。这样的身份引起了当时德国总理科尔的注意，默克尔也因此得到赏识，被任命为妇女及儿童部部长，逐渐从议员一举变成了内阁大臣。

这一年，默克尔36岁，成为德国最年轻的议员及部长。

对于自己的青云直上，默克尔依然保持着对自己优势的精确认识。她像分析物理实验结果一样分析说：

“我自己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我来自东部，是个女人，年纪又轻，我代表了党内三种少数群体。” 但默克尔也知道，这种“少数群体”的标签，只能适用于一时、而不能适用一世。只有奋斗与实干，才能为她赢取更大的机会！

在妇女与青年部中，默克尔拒绝做一个花瓶。她把急剧下降的妇女就业率当作第一要务。很快，德国出台了一系列有利家庭和儿童的法规，例如新法律规定，3岁以上的孩子都有权利进入幼儿园，德国的幼儿园必须为每个3岁以上的儿童提供入园位置。1992年1月，默克尔制定了持续三年的100多项反暴力攻击项目。

1994年9月1日，默克尔克服重重阻力，促成《男女平等法》生效。接下来，默克尔被任命为核工业部部长，她依然清楚自己的优势：“我的专业是学物理的，这正是我发挥专长的地方！”

一路，默克尔披荆斩棘。在灰白头发的“大男人”世界里，她挤落强敌，2000年，她当选为主要党派基民盟秘书长，《明镜》周刊发文：“女统帅，请您接管！” 2005年，默克尔击败时任总理施罗德，首次当选德国总理！2009年，她第二次当选。2013年，她第三次当选。2017年，她进入第四个任期。

如今，属于默克尔的传奇依旧还在书写着，铁娘子依旧纵横在欧洲大陆。

结语：

纵观默克尔的成长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良好的教育环境是她可以自由生长的一大前提，在父母耳濡目染的熏陶下，她又得以尽最大的可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而这一切，都为她日后走上政坛打下了极好的铺垫。

美国《新闻周刊》曾评论她说：“她带着对男人的不信任投身政治，她对世界的怀疑令她保持高度的清醒，但她最可以依靠的，还是自己的理性、手腕和能力！”

或许，这也是我们广大读者可以深深反思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