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中，到2021年，新东方的全国K9学科培训业务，已占到公司每个财年总收入的50%-60%。

新东方作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开创了中国民办教育发展的新模式，市场地位毋庸置疑。

同时，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境外企业与机构、国际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外国人的子女教育成为要解决的问题。

2003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条例规定，境外教育机构在中国大陆找到符合要求的合作伙伴，经过审批后，可开办实施境外学制的办学机构或项目。

此后，可招生中国籍学生的国际化学校大量涌现，类型多样化，全国遍地开花，民办教育发展进入井喷阶段。

在政策的刺激下，大批公立学校的国际部（班）、民办国际学校以及教育机构迅速增多。此外，国外老牌名校，其中不乏英国顶尖的私立学校也来中国开办国际学校。

据《201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从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中，国内新建学校共271所，其中公立学校国际部75所，民办国际学校133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63所。

公报还显示，到2009年，我国共有国际学校357所，其中公立学校国际部84所，民办国际学校172所，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01所。

在政策开放的条件下，无论是公立学校国际部还是民办国际学校，都凭借着抓准市场机遇和遵循市场规律满足市场需求，也经受着市场检验。

但也正是基于历史机遇和时代风潮，民办学校，尤其是民办国际学校，难免因为运作机制与管理体系的不完善，在发展的快车道中碰壁，甚至折戟沉沙。

2005年年底到2006年，当时被称为“国际教育航空母舰”的南洋教育集团旗下10年国际学校陆续关闭，在业界引起巨大轰动。

据媒体报道，南洋教育集团的败落，更多归咎于资金管理等内部原因，但直到2010年前后，该事件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以及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仍然使正值鼎盛时期的国际教育走上风口浪尖。

另一个“乱象”是，公立学校国际部（班）、名校办民校的野蛮生长，带来了很多负面问题，在社会上不断引发争议。比如：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引发的地方政府推卸义务教育主体责任，形成了“政府办民办”的扭曲形象，助推了社会和家长的“择校热”。

这种情况下，国家政策开始对公立学校开办国际部（班）收紧。一方面规范不符合规定的国际部（班），进行清理或转制；另一方面不再审批新办公立学校国际部（班）。

随着民办教育的高歌猛进，国家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民办教育逐渐走上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03 规范的十年（2010-2020）：分类管理，民办教育两极化凸显

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民促法》)，对国家发展民办教育的基本方针、扶持政策、规范管理等作出了法律规定，我国民办教育发展迈出里程碑式的重要一步。

两年后，国务院颁布民促法实施条例，进一步补充和细化了合理回报等规定，力求使民办教育管理体系建设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公开数据显示，《民促法》颁布后，民办中小学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民办高中在2006年达到最高峰，在校生人数逐年递增。到2017年，全国民办小学数量增长了1.41倍，在校生数量增长了6.22倍；民办初中、高中数量增长了2.5倍，在校生数量增长了5.91倍。

随着民办中小学办学活力和竞争力的增强，在沿海发达地区，部分优质民办小学、初中甚至超越公办学校，部分国际化高中受到市场青睐。

不过这一时期，从发展态势来看，义务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已经进入低速增长和优胜劣汰阶段，出现了一批优秀学校，也形成了一些集团化、大规模的办学机构。

一是资本的进入。为尽快形成办学规模，社会资本纷纷进入民办教育领域，参与举办民办国际学校。例如在上海，光华教育集团在2017年已经拥有11所国际学校，形成规模化教育产业链。

二是拥有雄厚资金实力与土地资源优势的房地产企业办学校。利用政策优势，将地产开发与优质教育资源的开发合二为一。这方面，作为进军教育市场的房地产企业，碧桂园是典型代表之一。前文提到，早在1994年碧桂园就创办了一所IB国际学校，后来通过不断收购、共建各类学校，到2014年已经形成教育集团（博实乐教育集团），而碧桂园在教育产业中也获利颇丰。

三是公立学校国际部（班）转为民办国际学校。在此前政策的有利驱动下，一些公立学校成立国际部（班），利用公立学校的优质资源举办民办国际学校（公参民），有的甚至直接转为民办国际学校。例如北京四中国际班，在2015年就转为民办国际学校佳莲学校。无论是师资、教学资源，还是办学经验、社会口碑，都有较强的竞争力。

这一阶段，一些优质的民办教育集团逐渐壮大，借助资本实现了上市。

截至2020年上半年中国K12上市民办学校覆盖省市数量（单位：个）

其中，枫叶教育集团，成为中国内地基础教育领域第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前文提到，1995年第一所枫叶国际学校在大连成立，开启了枫叶教育的办学之路。创办人任书良提出“中西教育优化结合，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创立“三个结合、两项认证、一个对接”的双语双学历教育模式；建立小学“快乐教育”、初中“三好习惯养成教育”和高中“理想教育”的育人体系。

2003年，枫叶教育在立足大连以及东北生源的基础上，逐渐将招生范围扩大到首尔、东京、上海、北京、天津、武汉、杭州等国内外多个城市与地区，并分别设立招生办。

这一年，枫叶教育集团成立，着手于收购、扩建新的学校与校区，不断尝试民办教育的产权运作以及办学机制的改革与突破。

2003年，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对北京师范大学大连附中的股权进行100%收购，在保留其基本教学班底与劝留学生的基础上，对教师待遇、校园基础设计建设与学生服务等方面进行改造，组建新领导班子，进行运营管理。

事实上，完成产权运作只是枫叶教育集团对教育资源整合的成果显现方式之一。

早在收购之前，大连枫叶国际学校就已经通过发展特许学校、成人教育、制定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计划，逐步确立了其发展战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资源评估体系，为集团快速扩张奠定了基础。

2014年11月，枫叶教育集团在香港成功挂牌上市。

在任书良的带领下，如今枫叶教育集团已在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全球30个城市开办120所枫叶国际学校，在校生规模达到46000多人，中外籍教职员工7000多名，形成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幼教、小学、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多层次高品质的国际教育体系，在业内创下响当当的影响力。

但这期间，民办学校的粗放发展一直备受争议。比如收费高、掐尖招生、择校热等现象。

针对民办教育出现的各类突出问题，国家开始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为民办学校的发展创造有利政策环境的同时，也开始强化监管。

为了推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实施细则》，标志着民办教育开启了分类管理时代。

在新的法律框架内，我国民办教育呈现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发展的格局。

实施分类管理后，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学校的，修改学校章程，履行新的登记手续，继续办学；选择登记为营利性学校的，在依法依规进行财务清算、财产权属确认、缴纳相关税费等程序后，办理新的办学许可证，重新登记，继续办学。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建立民办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2018年，国家司法部公布《民促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直到2021年5月，争议中的新版民促法实施条例最终落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