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国家繁荣发展，就没有家庭幸福美满。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家庭幸福美满，就没有国家繁荣发展。”读懂家与国的辩证法，涵养深厚的家国情怀，将传统修身成德思想中的仁民爱物、孝亲爱国、重义轻利的内涵融入21世纪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与实践中，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我们就能凝聚千千万万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二）忠孝观念
从文字起源来看，“忠”字最早见于战国，属于形声字，从心，中声，本义为尽心竭力，引申为忠厚。“心”上一“中”，不偏不倚；“中”下一“心”，同国同心。“孝”字最早见于商代，其古字字形像一个孩子搀扶着老人。本义为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子”上有老，有根有源；“老”下有子，有依有靠。我国古代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称为“五伦”。“五伦”之中，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为首。臣民服从君主，谓忠；子女敬养父母，谓孝。忠与 孝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调整社会人伦关系的基本规范，有着悠远的历史源流、独特的发展轨迹与丰富的社会价值。
其一，忠孝观念的历史演进。
忠的观念最早指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规则，要求君主“忠于民”“思利民”。春秋中期以后，忠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且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此外，忠还演变为一般的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 衷”，为人谋而坦荡磊落。忠又与信并提，合为忠信，意指忠诚尽心、信守承诺。
孝萌芽于尧舜时代，在西周时多在祭祀用语中出现，对象是已经死去的父母和祖先，如享孝、追孝、用孝等。进入春秋早期后，所谓的孝道更接近于愚孝。子女是父母的财产，对父母只能逆来顺受、盲目服从，不可逃避反抗。春秋中期以后，传统的孝道伦理受到挑战，开始摆脱旧时的愚孝观念。“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侍奉父母时，如果他们有过错应委婉劝阻，即使父母不听谏，子女仍要恭敬不昌犯，心里也不能怨恨父母。当父母有严重过失，子女不能唯父母之命是从，以避免陷于不义。
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大权旁落，诸侯兼并风起，儒家、法家、道家等学派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忠孝观念。“性相近，习相远也。”人性论作为伦理哲学中最简单却也是最复杂的命题，贯穿儒家思想始终，更是忠孝观的理论基础。孔子“仁”学思想认为“性”就是“德”，又因孔子将“仁”视为全德之称，故有“德”就是“仁”、“仁”即 “人性之善”之谓。“亲亲，仁也”（《孟子·尽心上》）是说孝道就是“仁”，孝道是人的本性， 对父母尽孝的内驱力来自人本身。
孟子在继承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孝道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孝行是情感的自然流 露，是人性善的必然外显。家国一体、君父同伦、忠孝难分。在独特的社会结构下，儒家通过“移孝为忠”的方式将父子间的家庭伦理纳入君臣间的政治伦理之中，将对君主的忠视为对父母的孝。主张人生的主要目的是做一个孝顺的子孙和善良的公民。如《孝经·广扬名章第 十四》所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士章第五》所言：“故以孝事君则忠， 以敬事长则顺。”由此可见，孝作为人天生的情感需求与自发的道德素养，其作用被不断扩大，社会、政治功能得以强调、凸显，忠孝观念合而为一。
不少人认为，儒、道两家在伦理道德的许多方面的观点是相对立的。老、庄作为道家的代表人物，对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持批判态度，甚至提出不忠、不孝的主张。但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老、庄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忠孝，而是反对错误的忠孝观及具体的践行方式。《老子》第十九章言：“绝仁弃义，民复孝慈。”以此观之，老子认为“孝”是人的自然天性，只要绝仁弃义，舍弃世俗所倡导的仁义以及后天的道德规范约束，就可以回归到天然的“孝慈”状态。在庄子看来，忠君、孝亲都是自然的、必然的、无可逃避的，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纽带。
秦朝以降，忠的含义逐渐收缩，窄化为臣对君专用的政治伦理规范，臣下以“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为信条，忠君成为衡量臣下思想言行的最高标准。孝的治世作用逐渐被挖掘。商鞅变法后，秦强制性地实行小家庭制度。为维护家庭、社会稳定，极力推崇父权，重视对不孝之罪的惩罚，或断足流放，或黥城旦舂，或处以死刑，以此达到“移孝为忠”的目的。
汉代是中国封建帝制社会全面定型的朝代，也是忠孝观念发展历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董仲舒建立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伦理体系，强调“一中为忠，二中为患”，提倡“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忠君由“应然”转为“必然”。汉王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时，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但对儒家思想核心的“孝”并未造成严重冲击，反而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但忠在政治中的地位大不如前，移忠作孝、轻国重家成为社会道德主流。五代时期，甚至出现了一人历任两朝、三朝甚至五六朝的现象，“忠臣不事二主”的信念荡然无存。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理学思潮兴起，忠的天理化推动了忠的政治伦理化进程，忠成为“无 所逃离天地之间”的普遍法则。全社会都十分注重忠君，强调“精忠报国”，其间涌现出不少舍生忘死、捍卫国家利益的英雄志士，如岳飞、文天祥等。
元代最初的忠义精神包含着蒙古民族豪爽、义气、忠厚等原生态的民族气质。元为巩固政权、繁荣国力，加快了汉化之路，元朝统治者注重笼络汉人儒士构建元朝的儒家治理体系，并迅速认同和接纳了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观念。
明清时期，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儒家真正定于一尊，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忠孝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被明清统治者充分利用，形成了以忠孝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晚清时期，尽管维新派人士对传统忠君观有思想上的转换，但他们并未在生活实践中突破传统，仍然固守着儒家的伦理纲常。明清时期也极力提倡孝道，清康熙、乾隆皇帝多次举行“千叟宴”，颁诏“旌表百岁”，昭示其尊老敬贤的教化。
其二，忠孝观念的教育价值。
教育一定是向善的，忠孝观念就是教育向善的根基之一。因此，我们要：
从启蒙教育入手，通过识字写字、诵读诗文、听闻典故、亲近先贤等学习活动的设计，启发孩子理解蕴含其中的做人道理，引导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从小养成孝老敬亲、忠诚守信的观念与习惯。
进入高年级要广泛开展“传承忠孝感恩教育”主题活动，竭力弘扬忠孝文化。例如，在学习《论语》时，教师可以组织儒家“孝道”专题研究实践，召开“忠孝教育”主题班会，举行“学楷模树榜 样”“服务社区”“邻里节”等感恩活动，激发学生忠于国家、感恩社会、孝敬父母的深厚情感；还可以在父亲节、母亲节及重阳节时鼓励孩子以实际行动向父母与老人致意，感激父母的养育之恩，领受长辈教诲之情。
忠与孝、家与国同频共振，融为一体，人人在家尽孝、为国为民尽忠，家家和睦共处、邻里守望，社会才会更加和谐，国家才能更加繁荣昌盛。从政治文明建设来说，忠孝观念的传承与发扬是维护政治稳定、凝聚人民力量的重要举措。从道德文明建设来说，忠孝观念对于增进家庭和谐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培养人民对国家、社会、家庭的责任感有着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从物质文明建设来说，忠孝观念对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有推动作用。
（三）抗争精神
中国文化素来以“温良恭俭让”著称。儒家推崇“推己及人，仁爱待人”，墨家主张“兼 爱、非攻”，道家奉行“道法自然”，武术崇尚“以柔克刚”，等等。相对于“君子无所争”的中庸之道，抗争精神往往容易被忽略。但事实上，自强不息、战天斗地、不畏强权、九死不悔的抗争精神始终存于中华儿女的基因里，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它是“中国魂”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