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饱含深刻的通变趋时的思想理念，具体有以下四层含义。
第一，永不停歇的变化观。从宇宙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客观环境到主观世界、从思想认识到思维方式，诸如此类的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第二，与时俱进的革新观。在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新的环境、情况、问题随时产生，譬如新的政治制度、新的阶级矛盾等。因此，要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当政者就要做到“因世而权行”。
第三， 锐意进取的穷尽观。“遗其小利，惩其大害，通其所穷，疏其所壅。”在国家困境重重、社会积弊沉疴之时，必须突破禁锢，化危机为生机。
第四，敢为人先的应变观。人的主观认识与社会实践也应随机应变，在继承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勇于超越。
战国末期的《公孙龙子》一书专辟“通变论”，专门论述事物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至汉魏时期，“通变”一词得到了较为普遍广泛的运用，多用来表示对行事的要求或评价。《孔子家语·致思》中评论管仲“事所射之君，通于变也”，以通变来评价管仲的知进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史家之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强调史学要重点研究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全面总结历史流变的深层原因及朝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之后，历代通史之作常以“通”字命名，如《史通》《通典》《文史通义》《资治通鉴》等。
六朝时期，通变思想受到诸多文学理论批评家。在《文心雕龙》中，就专门设有“通变”一章阐释文学之通变：“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在“变则可久，通则不乏”中，“通”指继承，“变”指创新。从《文心雕龙》关于通变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通”的含义已有所改变，除了《周易》提到的“通晓、会通”，还十分强调继承和创新。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通变思想是许多政治家的施政理念。他们以通变作为基本的社会历史理念，并从历史兴衰的思考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施政实践中因时制变、革故鼎新、变法图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创新改革活动。管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随时而变，因俗而动”。
荀子也曾言：“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吕氏春秋》说：“譬之 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中国古代历朝所经的盛衰兴亡，更说明了因时通变的重要性。秦国顺应时势，把握机遇，变法图强，统一六国。不过，后来却违背时势，秦始皇“遂过而不变”，秦二世“因而不改”，不知通变，招致亡国厄运。一盛一衰，不过二世而已；不通不变，乃亡国根源。
其二，通变意识的教育价值。
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许多发明创造彪炳世界科技史。《列子·汤问篇》关于“偃师造人”传奇故事的精彩程度，一点不亚于现代科幻作品。《黄帝内经》《石氏星表》《九章算术》《齐民要术》《水经注》等著作，彰显了古代医学、天文、数学、农业、地理学等学科的伟大成就；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江堰、大运河等杰出发明与工程，更是充分体现了先民巧夺天工的智慧与改天换地的通变精神。凡此种种，皆为创新学习的第一手资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接纳、传播、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也是通变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过程。在融合了通变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中国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我们生活在经济迅猛发展、科技瞬息万变、命运共通共同的全球化时代，需要处变不惊、通权达变、创变求新。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带来的信息化变革，冲击着传统的育人模式。因此，在教育领域中要充分发挥通变效用，不生搬硬套、削足适履。
一方面，家长、教师要学会通变，了解、尊重孩子的个性，做到因材施教、通变应对，还要坦然应 对教育场域形态、课程教学形态、组织管理形态、科学技术形态等方面的时代变化；
另一方面，要特别注重培养孩子灵活变通、创新应变的能力。当然，并不是教孩子投机取巧、寻求捷 径，而是教会孩子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切实的分析、正确的抉择、智慧的应变处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要培养孩子适应周围环境变化及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让他们能 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作出适当调整，不至于因为环境的突然改变而无所适从、惊慌失措。要培养孩子发掘事物本质、掌握客观规律，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帮助孩子更好、更快地学习，更科学、更高效地解决未曾碰到的新问题。
孩子的千姿百态决定了教育的千变万化，通变意识即解锁万千变化的密钥。但通变是有前 提、有原则、有目标、有追求的，既要增强自信、不忘本来，审辨继承泱泱中华文明，发扬中 国教育好的传统，汲取“中国魂”的精神养分，自觉坚定中华文化认同；又要保持定力、吸收外来，沉着应对多变的国际形势，借鉴国际教育的先进方法，包容多元文明文化，融合全球先进智慧硕果。
既要系统整合、面向未来，多维融创中外百家之长，迎接智能科技快速发展，踏上变化的世界“交响”之旅，实现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又要返璞归真、回归本来，主动探索自然奥秘，融通人类共有价值信念，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其他民族现代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全面提升中华文明的影响力。
（五）天人境界
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是一切哲学思想的原点命题。自先秦至明清时期，历代思想家都十分重视对天人关系的探究。凡言天者必及人，凡思人者必效天。邵雍言：“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纵观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针对天人关系问题的追问，最为尊崇的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其一，天人境界的历史演进。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关系论述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古老的哲学视域。传统“天”的含义先后经历了三个层级的演变：有人格神义的“主宰之天”，有自然界义的“自然 之天”，有超越性与道德界义的“义理之天”。据相关文献记载，在商代时“自然之天”已开始演变为人格神义的“主宰之天”。
在远古时期，人人都可与“主宰之天”交流，以致造成了一定的政治和社会混乱。据《山海经》记载，颛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规定只有王和王决定的祭司才能与上天交流，接受天命，这就是“绝地天通”。从此，统治者宣称，只有王命是天命，王朝更替就是“奉天承运”，世俗意义上的“主宰之天”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西周取代商朝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解决天命论背景下周以小邦取代商之大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周人提出了“天命靡常，惟有德者居之”的主张，把天命论的“主宰之 天”巧妙地转变为“义理之天”，把政治合法性从天命转变为伦理道德，还规劝商之遗民尽快忘记商朝统治者。西周时期实现从“主宰之天”到“义理之天”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文明与历史意义。从此，伦理道德上的合法性——道统，取代跟天命与人命紧密相关的血统，成为政权更迭之政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统治者重视民生，约束自己不要成为无道昏君。这是中华文明从蒙昧走向文明、从宗教理性走向人文理性的重大跨越。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继承、发展和深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 家最服膺的就是周公。儒家所讲的“天”更多的是具有超越性与道德义的“义理之天”。受汤武革命后民本思想及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孔子提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 道”，将思想落脚点置于“人”上，把天看成可畏的天命，是一种与人的行为命运紧密相关的重要力量，可敬之，可以德配之。
荀子对“天”作出了唯物主义层面的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认为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又同样承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关系，提出“制天命而用 之”，主张顺应自然规律。总体说来，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表现为“天性”与“人性”的高度统一，还表现为与社会伦理原则的高度统一，即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最终还是要落到社会这个中介上来。